作者：陈思杰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特聘研究员

2016年，家族办公室在国内尚属概念先行。彼时笔者在实验室的闭门沙龙上提出一个判断： 家办在中国，十年之内会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路径。

十年后回望，方向未偏，但路径的复杂性远超当时预期。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将此语移用于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恰有其贴切之处： 成功的家办在合规、专业与信任结构上高度趋同，而行业的困境与风险，却各有其制度根源与现实约束。

本文尝试做四件事： 回溯十年变迁与历史症结，厘清私密与监管的内在张力，分析上海制度突破的可能空间，并给出一套可供参考的结构设计与生态协同框架，以期行业发展并为持续研究提供讨论锚点。

01

十年变迁：从概念引入到制度觉醒

过去十年，国内家办行业大致经历三个阶段：2016至2018年的概念普及期，2019至2022年的快速扩张期，以及2023年至今的调整与专业化探索期。变化是结构性的。

客户需求的迁移最为根本。十年前的核心问句是“收益多少”，今天则演变为“架构能否承压、能否跨代”。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从财富增值的单一维度，转向风险隔离、代际传承与家族治理的多维诉求。

与此相应，从业者的构成也从理财产品背景的单一结构，逐步引入法律、税务、信托与家族治理等多元专业能力。

但若仅关注这些积极变化，则失之乐观。行业在肯定进步的同时，必须直面一个结构性事实：相当比例的家办机构，过去十年的生存空间，相当程度建立在灰色地带之上。这并非从业者主观偏好。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供给的结构性缺位—— 资本项下不完全开放、信托财产登记制度长期缺失、跨境税制规则模糊、家办监管定位悬而未决。

当客户的合法需求无法在正式制度框架内获得满足时，需求不会消失，只会寻找非正式出口。这正是诸多法律风险的核心来源： 不是行业天生不守规则，而是合规通道过窄、成本过高、可行路径过少。

理解这一点，是评估当前上海政策窗口价值的前提。

02

私密与监管：一种底层张力的再审视

家办行业的本质属性，是以家族信任为基础的私密服务。家族交予家办的不仅是资产信息，还包括成员关系、代际矛盾、健康状态与传承安排。这些信息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家办的服务逻辑天然抗拒外部穿透。

监管的起点则不同。金融监管关注的是风险外溢与违法防范，其工具逻辑要求透明、可追溯、可审查。两者之间的冲突，不是技术层面的摩擦，而是底层逻辑的错位。

解决之道不在压制其中一方，而在建立分层机制： 将“家族隐私”与“金融合规”切割至不同的法律层级。前者保留在家族自治空间内，后者纳入监管视野。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制度设计的基本命题。

香港与新加坡的经验，恰恰验证了这一逻辑的可行性。

03

香港与新加坡：可萃取的原则

香港模式的精要，在于“豁免+背靠内地”。

单一家办管理家族自有资金、不向第三方募资的，免于持牌义务。其朴素逻辑是： 管理自己的钱，不应等同于经营公众资金。叠加普通法信托的灵活性与无资本利得税的环境，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家境外配置的天然第一站。

新加坡模式的精要，在于“税收激励+政府经营”。13O/13U框架对合格基金给予免税待遇，辅以身份配套、教育资源与一站式行政服务。新加坡将家办视为国家竞争力的组成部分来经营，这一姿态本身即是竞争优势。

两者的共同原则只有一个：承认“管自己的钱”与“替公众管钱”有本质区别。 对前者保持克制，对后者施以规范。

上海无法复制香港的普通法信托，也难以对标新加坡的税收优惠。但这一原则是普适的，且上海手中有一张独特牌面——离岸金融的在岸接口。

04

上海的制度突破空间

2026年6月，上海先后发布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深化意见与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两份文件将家办和家族信托纳入正式制度版图，信号意义明确。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能否形成实质性的制度突破，使有意合规经营的家办，在上海即可完成过去必须“走出去”或“灰色操作”才能实现的功能？

其一，家族信托财产登记的落地。 股权与不动产装入信托，受制于登记制度的长期缺失。若上海依托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权限实质性破题，其对家办服务深度的提升，远非税收优惠可比。这是行业最核心的制度基础设施。

其二，离岸金融框架下的合规跨境通道。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深层价值，不在于新增若干产品通道，而在于尝试以制度供给替代灰色操作。

过去必须在香港完成的架构功能，未来或可在上海框架内合规实现。对于以境内资产为主体、同时具有跨境配置需求的家族，这是一个新的选项。

其三，合规家办的政策对价。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家办投入资源做合规，其回报是什么？如果仅仅是更多报表与审查，合规动力必然衰减。

上海需要回答的是： 合规能否成为一种可兑换的制度资源——在QDLP额度、外汇登记、沙盒准入等方面形成实质性的便利安排。这一问题目前尚无明确答案，是行业与监管之间最值得持续沟通的议题。

这样的优势，全国是否仅上海具备？ 就“离岸金融+家族信托制度创新+全球资管中心”这一特定组合而言，上海的制度创新权限、金融基础设施密度与专业服务集聚度，确实构成了全国范围内最完整的条件。

深圳、海南、北京各有侧重，但在上述组合上不可替代。

05

监管与智库：从博弈到对话的机制建设

家办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多年以来存在一种微妙的不对称：家办对监管保持距离，监管对行业缺乏系统性认知。改变这一格局，需要借助智库与行业协会的中介功能。

对监管部门的建议：

第一，建立常态化的行业跟踪机制。依托智库机构、行业协会，对家办行业进行持续的数据采集与案例追踪，形成对行业真实状况的日常认知，而非依赖突发事件的倒逼。

第二，在政策制定之前，设置实质性的行业意见征集程序。许多政策偏差的根源不在方向判断，而在对操作层面细节的感知缺失。一线从业者的经验输入，是降低政策试错成本最有效的方式。

第三，探索“家办行业观察员”制度。由监管部门、智库机构与行业协会共同参与，定期发布行业合规状况报告，使“合规”与“不规范”均获得可见度，降低市场的信息不确定性。

对智库与行业协会的建议：

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行业碎片化的实操诉求，转化为监管可以理解、可以使用的政策语言。家办从业者往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政策表达并非其所长。这一转化功能，应当成为智库的日常职责。

行业协会则需建立真正的自律公信力。如果协会仅停留在收会费与办论坛的层面，就失去了制度功能。

协会应当建立行为准则、公示合规记录、推动人才认证，形成一个监管可以信任的行业自我治理层。有了这一层，监管介入可以更轻，家办自主空间可以更大。

06

家办的自我认知：链接者而非万能者

有一句关于财富的谚语常被引用：“富不过三代。”它之所以流传，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揭示了代际传承的系统性困难——家族财富的消散往往不是因为缺乏机会，而是因为缺乏治理。

家办的角色，正是治理基础设施的一部分。但必须明确： 家办不是万能机构。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包揽一切专业职能，而在于以管理能力与信任关系为基础，精准地调度外部专业资源。

换句话说， 家办是一个“总承包商”或“信任枢纽”。它不需要替代律师、税务师、投资经理或保险专家，但必须有能力判断何时需要谁、如何管理服务质量、如何守护客户利益。

这一角色定位，决定了家办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自身能力，更取决于外部机构是否具备“可被链接”的适配性。

07

外部机构的适配改进

家办走向主流，对传统金融机构与专业服务机构提出了实质性的服务逻辑调整要求。以下四个维度的改进最为紧迫。

信息保密。传统机构习惯于全面了解客户的逻辑，但家办客户恰恰不能允许信息全貌被单一机构掌握。机构需要建立“服务项目级”的信息隔离机制，将家办客户档案的保密等级置于普通高净值客户之上，在合同中明确“最小必要披露”原则。

契约逻辑。机构需要从“产品合同”思维转向“服务契约”思维。家办不是销售渠道，而是客户的买方顾问。机构与家办的关系应当是“机构提供专业模块，家办负责整合判断”，而非“机构通过家办完成销售指标”。

费用安排上，应逐步降低转介佣金比例，转向服务费或管理费分成，从利益结构上减少冲突。

服务形式。家办需要的是“可嵌入的专业模块”，而非“全套打包服务”。金融机构应为家办客户设立专属服务窗口，减少内部多层流转带来的信息衰减。

专业服务机构（律所、税所）则应接受“常年顾问+按需项目”的混合服务模式，并培养跨专业协作能力——家办客户的问题往往是法、税、金融交叉的，单一视角的建议很难被有效整合。

数字化。家办向家族成员提供综合报告，数据来源于多个机构。如果每家机构的格式不一、口径各异、时效性差，家办的统筹职能便无从发挥。

机构应逐步开放标准化数据接口，并从“产品业绩报告”升级为“资产配置贡献报告”“风险暴露报告”等更高维度的分析输出。

08

结构设计：一套可供参考的上海方案

基于前述分析，以下提出一套可供上海家办参考的结构框架。核心原则为八个字：主体分离，功能分层。

第一层为家族决策层。以家族宪法或家族协议为准则运作的家族会议或家族委员会，不设法律实体，不向任何外部主体报告。这一层承载家族价值观、传承目标与风险底线的决策功能，是私密性的最高层级。

第二层为事务型主体。一个经营范围限于“企业管理咨询”“家族事务顾问”等非金融类目的有限责任公司，不触碰资金流，不执行交易，不推荐产品。核心职能为家族治理、传承规划、法税架构设计与慈善规划。

因其不从事金融业务，金融监管无直接穿透依据，家族最敏感的信息在此层面获得保护。

第三层为资管型主体。持牌私募关联公司，或与信托公司、券商、私人银行的深度协作机制。凡涉及金融市场的操作——资产配置执行、家族信托受托协调、跨境投资工具使用——均置于此层。

合规义务在此充分履行，信息披露限于交易层面，不触及家族内部隐私。

跨境部分采用“上海统筹+境外执行”的平行结构。上海主体负责架构设计、合规管理与家族事务服务，香港或新加坡持牌机构负责离岸资产的持有与交易执行。

收入模式上，应以年度顾问费覆盖持续性服务，以项目服务费覆盖复杂架构工作，以绩效收益实现利益对齐。 产品佣金占比应逐步降至30%以下。

这不是道德倡导，而是架构逻辑的自然结果——事务型主体天然不应触碰佣金，资管型主体受持牌规范约束，佣金空间本身有限。

合规治理上，建议建立“举证式合规”机制：主动留存利益冲突审查记录、适当性评估底稿、反洗钱尽调文件等证据链，使合规状态在需要时可以被证明。

同时坚持“最小必要披露”原则，对监管提供金融交易层面的必要信息，对合作伙伴提供完成服务所必需的信息，对内部员工实行项目制授权。

09

结语

“历史不会重复，但往往押韵。”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过去十年的轨迹，与许多新兴金融业态的发展节奏形成某种韵律上的呼应： 概念先行、野蛮生长、风险暴露、制度回应。

不同的是，家办的韵律中多了一重复杂性——它横跨金融服务与家族信任，法律合规与人情温度，本土约束与跨境需求。

这个行业不可能被简单地“管好”，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走向成熟。它需要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适配：制度给空间，监管给边界，智库给语言，机构给模块，家办自己给专业和忠诚。

上海当前的政策窗口，是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这种适配可能性的时刻。它不完美，也不确定，但方向是对的。

十年前说“会有中国特色”，现在需要做的，是把这句话变成可操作的结构、可信赖的机制、可检验的实践。

这条路不会短，但值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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