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称，自己因买药收到交警部门“提醒注销驾驶证”的短信。新京报资料图

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称，自己因买药收到福建厦门交警部门发送的短信，提醒其注销驾驶证。该网友在往期视频中透露，自己曾购买镇静催眠药佐匹克隆片和速效救心丸。其向记者证实，短信是真的，自己也买过促进睡眠的药物，但未再提及是否买过速效救心丸。

从报道看，根据其就诊购药记录，地方交警部门进行大数据比对分析，认为该网友可能存在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因此，交警部门要求其依法依规停止驾驶行为，前往车辆管理所办理驾驶证注销业务。

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预警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人员，体现出政府部门的管理与执法正在走向数智化与精细化。而如果该网友确有影响正常驾驶、法律要求规避的相关疾病，那依法提醒其注销驾驶证，也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在看到类似预防性政策正向效应之余，相关方面也要为跨部门数据共享设定边界并加以规范，防范以安全的名义侵害个人信息安全。同时要在公众知情同意层面进一步细化相应规范，不能任由这类做法“过于流行”乃至越界。

毕竟我国数据安全法明确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不得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收集、使用数据，应当在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这个案例中涉及的根本问题是：各方收集和掌握的个人数据应该如何使用。也即，在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数据交换行为中，谁拥有这些数据？谁可以访问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哪些目的？这些问题如果悬而未决，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数据共享意愿，也会带来社会恐慌。

坦白讲，政府部门掌握的海量数据有其潜在利用价值，如果能够跨部门共享，就会进一步实现数据价值倍增。也因此，各地也在积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政务数据共享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让这些数据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数据共享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尊重当事人本人的数据权。

像此事中，公共管理部门的做法，首先就涉及个人购药数据的共享边界问题。个人购药是高度隐私的个人行为，这种细颗粒度的数据是高敏感性数据，必须在日常公共治理中把握好数据共享边界。

这个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医疗机构能否把个人购药记录与交警部门共享？个人购药记录的共享边界在哪里？而在数据共享的过程中，公民是否有知情权和否决权？

不可否认，在重大的传染病疫情防控期间，出于防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而对购药记录进行数据共享，是一种合法合规行为。但在常态情况下，跨部门共享公众的购药记录是否合适却值得商榷。否则，这有可能导致误伤，也会诱发人们购药的规避行为。

不少人担心，公共管理中对普通公众的隐私空间进行过度挤压，正成为日益紧迫的公共问题。因此，哪怕政府部门依法可以共享此种数据，也需要为公民提供必要的救济渠道和补救措施，避免“一刀切”而导致无谓损失。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大数据一定程度上也是“脏数据”，需要清洗和整理，且可能存在各种偏误和噪声。如果贸然使用、过度依赖大数据作出决策，也有失公允。比如，人们可能是代为他人购药，药物也可能是另有他用，不能仅凭购药记录就作出最终判定。

交警部门通过其他部门获得个人购药记录，也要进行审慎比对。否则，“一触即发”的执法看似高效，实则潜藏风险。比如，要求当事人注销驾照，且整个判定过程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和足够的弹性空间，也可能使容错率太低而造成误伤。

当然，公共管理部门在共享数据之外，也要推动数据删除或模糊化处理，避免过时数据带来的次生危害。比如，治安处罚记录已纳入此类情形，避免长期存储和广泛共享对当事人造成永久性伤害。

总之，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数据化的世界，但没有人希望自己成为彻彻底底的透明人。明确设定数据共享的边界和利用的规范、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能共同守护数据安全。

撰稿 / 马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 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