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联想集团的发展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背后有三位来自柳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深刻地影响了联想的变革与发展。正是这三位家族成员，他们见证并推动了联想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再到私有企业的历史性转变。他们是联想这家从国有到家族企业演变中的关键推手，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企业巨变的幕后功臣。今天，我们便来详细探讨这三位柳氏家族成员的角色与他们在联想改制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个功臣：柳谷书。 多年来，柳传志常被誉为企业家教父，但真正应得这一称号的，应该是他的父亲，柳谷书。柳谷书是联想的太爷，也可以说是太上皇。他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76年后，国家重新恢复了律师制度，而他也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二号律师证持有者。他所作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1984年，柳谷书受司法部委托，前往香港创建了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并帮助解决了多个重要的法律案件，包括帮助维他奶在中国内地申请商标专用权，以及代美国IBM公司在内地查抄了多个仿冒厂家。这些案例虽然在国内引起了广泛争议，但柳谷书的敏锐洞察力和坚定执行力无疑为联想集团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柳谷书深知如何借力国家政策和法律漏洞，为联想集团的私有化与香港上市奠定基础。1986年，他通过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成立了中国技术转让(香港)有限公司，并利用其在国家贸促会的身份，积极推动联想的民营化进程。通过巧妙布局，他使北京联想、他所主导的中转公司、以及由香港商人吕谭平等人所组成的导远公司，三方各持33.3%的股份。这里，香港商人是柳谷书的亲信，虽然他们并未出资，但却在柳谷书的安排下，以负债持股的方式参与联想的运作。 然而，随着香港联想的成立，吕谭平所经营的公司却因经营不善造成巨额亏损，差点导致公司倒闭。柳传志为保住香港联想的生机，将北京联想的无形资产注入其中，使香港联想在二次上市时起死回生。此时，股权结构发生了剧变：北京联想持股比例下降至53.3%，而吕谭平的导远公司则成为了第二大股东。随着股价的飙升，香港联想迅速变成了一个资本巨头，许多港商因此发家致富。这一系列操作，使得联想集团的股权结构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为联想家族化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柳谷书无疑是联想的教父，他用精妙的布局和运作为联想铺就了成功之路。 第二位功臣：柳传民。

柳传民是柳谷书的二儿子，也是柳传志的弟弟。相比哥哥柳传志的光鲜亮丽，柳传民的低调和在背后默默付出使得他鲜为人知。尽管他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缺乏广泛的名气，但在联想发展的关键时刻，柳传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资金操控方面，他的贡献不容小觑。 1993年，柳传志为了给香港联想增资扩股，打算使用中国银行专项外汇贷款，并将这些资金借给香港商人导远公司负债持股。明知这将涉及严重的违规操作，柳传民还是凭借自己在中国银行信贷部的职务，巧妙规避了相关法律规定。他在整个过程中担当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设立北明公司和南明公司，为资金的流转提供了合法的借口，使得这笔本应禁止的专项贷款得以违规使用。通过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操作，柳传民帮助柳传志成功完成了这项资金转移和股权布局，为联想集团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 第三位功臣：龚国兴。

人们普遍知道，联想被誉为夫妻店，柳传志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而他的妻子龚国兴则是联想的财务总管。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财务管理的权力通常掌握在最亲密的信任人物手中，而龚国兴正是柳传志的心腹，她在公司内部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权力。由于她的高位，柳传志可以轻松动用公司的资金，避免了财务上的任何审查和阻碍。 在联想集团违规挪用专项外汇贷款给香港商人一事中，龚国兴的角色至关重要。根据公司规定，动用这笔巨额贷款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但显然这笔资金的使用会受到严格审查。因此，柳传志绕过了董事会，直接召开了由北京、香港、深圳三地财务负责人参与的会议，决定将贷款资金转移到香港联想旗下的公司，以确保资金流转顺利完成。龚国兴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精确操作，保证了资金的流转不留痕迹，使得这一系列操作得以顺利完成，并最终推动香港联想的二次上市。 由此可见，龚国兴不仅是联想财务的大管家，她的操控能力和对家族企业的贡献，直接帮助柳传志避免了因违规操作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也确保了联想在这一危机时刻能够顺利渡过难关，继续扩展其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

这三位柳氏家族成员，在联想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柳谷书的精妙布局、柳传民的巧妙操作以及龚国兴的财务支持，使得联想从一个国有企业逐步走向家族控制的民营企业，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与操作，都是家族成员密切配合下的产物。正是这些幕后推手的努力与贡献，才让联想能够在风云变幻的商业世界中保持竞争力，并在全球科技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