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柳工装载机在东南亚工地轰鸣，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在印尼下线，中国制造早已跨越“产品出口”的初级阶段。

但出海企业的普遍困惑始终存在：当地员工看不懂中国设备手册、跟不上生产标准，“人才本地化”成为制造能力落地的最大梗阻。

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藏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出海实践中，它正从“跟着产业教技能”的被动响应，升级为“输出标准、共建体系”的主动赋能，为中国制造扎根海外搭建起人才桥梁。

广西职教

中国的职教出海，已从“企业开到哪、课堂跟到哪”的“借船出海”，迈入“输出标准、共建平台”的“造船出海”新阶段。

以广西为例，其职业教育体系正以东盟为支点，构建覆盖汽车、能源、铁路等核心领域的国际技能培养网络。

在印尼，广西的职业院校联合上汽通用五菱，积极共建培训中心，推动新能源汽车本土化人才培养。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中，中方院校不仅承担当地学生的铁路技术培养，更主导制定多项符合东盟需求的职教标准，为项目提供全套人才解决方案。

这种“造船领航”的底气，来自政校企协同的深厚积淀，例如柳州打造的广西（柳州）汽车产教联合体，联合数十家企业建成大量实训基地，开发上百种校企共建教材，将企业内部课程转化为专业教学内容。

整体来看，广西职业院校已向海外合作院校共建共享316项国际标准，覆盖先进制造、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领域，境外培训超万人次。

老挝的实践尤为典型：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联合东风柳汽，开发出多套获得老挝官方认证的本土化培养方案与双语课程，真正实现了中国标准的属地化融合。

而在更广泛的合作中，由中方参与培育的东南亚技术骨干，已逐步成长为中企海外工厂的核心力量。

标准落地

如果说柳州职教是“产业导向的标准输出”，那么中国职教在非洲等地的实践，则体现了“体系化赋能”的深度。

在乍得，94所中国职业院校为其开发了117个职业标准，覆盖机电、土木、农业等领域，有效填补了该国职业教育的空白。

这些标准已被乍得教育部认证并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为当地系统性培养技能人才奠定了基础。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经验同样具有代表性，该校为赞比亚开发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教学标准，被正式采纳为该国职业教育体系的一部分，迄今已培养本地学生万余名。

此外该校还将经过实践检验的课程标准和资源推广至尼日利亚等国家，实现了中国职教模式的跨区域复制。

这些项目的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技能培训，它们让中国标准成为合作国家发展的“刚需”，更让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跨文化语境中生根发芽。

历史回响

今日职教出海的蓬勃态势，实则延续着中国教育开放赋能的基因，在桂林广西师大育才校区的越南学校纪念馆里，一段尘封的往事恰是生动注脚。

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特殊历史时期下，中国为越南学子提供了宝贵的“避风港”，帮助他们在战火中坚持求学。

这些青年后来成长为越南各行各业的栋梁，包括多位国家领导、省部级官员、将军以及文化科技领域的精英。

2009年纪念馆开馆后，每年来访的越南代表团总会在老照片前驻足感慨，这段历史印证着一个朴素真理：教育的赋能从不局限于当下，而是能跨越时空的长远投资。

曾几何时，世界向美国学制造标准化，向日本学精细化，向德国学工匠精神，如今随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制造学”正成为全球新需求，而职教出海正是这门“课程”的核心载体。

它输出的不仅是具体的操作技巧，更是“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系统方法，是让新兴经济体“自己能造”的核心能力。

这种能力输出的价值早已超越产业层面，从助力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到为合作国培养数以万计的技能人才，背后是中国从“货物贸易顺差”向“知识服务顺差”的潜在转型。

结语

从桂林的老校舍，到遍布东盟的培训中心，再到非洲大陆的标准化课程，中国职教出海的路走了半个多世纪。

这条路的进阶，恰是中国制造的成长缩影：从“卖产品”到“传方法”，从“闯市场”到“建生态”。

当中国标准逐渐融入合作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当越来越多的当地技术人才成为中外产业合作的桥梁，中国制造才算真正实现了“走出去”与“立住脚”的双重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