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除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外，另一大关键挑战是全球性生产过剩问题——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曾多次引发灾难性后果，甚至诱发大规模战争冲突。

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化解生产过剩的传统方式往往是通过战争摧毁对方生产力，从而为自身过剩产能寻找复苏空间。如今，全球化解体的深层根源，本质上也与全球性产能过剩密切相关。

党中央对此早有洞察：2015年启动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举措“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去库存”便直指工业领域的过剩问题。

随后，这一治理思路延伸至农业领域——事实上，只要采用工业化模式改造农业，就必然面临农业过剩的困境。以美国为例，其早已完成农业工业化改造，为维持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官方需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农场休耕，而非鼓励扩大生产。

我国同样经历了农业工业化转型，且相关现代化指标已达到较高水平：在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平原地区，农业机械化率已接近99%；单位面积化学肥料施用量更是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以上。

从产量来看，我国多数农产品已呈现全面过剩态势——除粮食保持紧平衡外，肉类生产尤为突出：我国生猪存栏量占全球50%以上，而人口仅占全球18%左右，按人均计算过剩量达两倍；淡水养殖产量占全球70%，完全能满足国内需求。

农业领域的过剩，与盲目推进工业化生产模式密切相关。部分地区在农业领域过度招商引资，大规模建设高档温室、推广水培技术，单纯追求产量增长，却忽视了实际需求与生态代价——有时甚至出现农产品采摘的劳动力成本高于产品本身价值的情况。

尽管2017年中央出台文件，明确乡村振兴需转向“一二三产融合”与绿色生产方式，其前提正是直面农业过剩，但受部分部门短期利益导向影响，追求数量增长的粗放发展模式仍未完全扭转。

当工业、农业两大实体领域均面临过剩时，过剩问题进一步传导至金融领域：银行体系出现“有钱贷不出去”的现象，存款规模持续增长而贷款规模下降，形成金融过剩。

为此，2019年我国启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强调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需应对实体经济需求下降、难以承接大量金融资金的现实矛盾。

从逻辑上看，实体经济过剩的破解方向，本应契合中央多次强调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但现实瓶颈在于：我国现有制度体系、管理规章多是围绕工业化与城市化需求构建，各级干部的知识体系与能力模型也源于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培养——例如公务员选拔中的知识考核，多以适配工业化的标准化内容为主。

当面对非标准化的生态资源时，这套体系的适配性明显不足，导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尚未完全转化为实际治理行动，这也正是党的二十大强调“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重要背景。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实体领域的过剩并非个例，而是全球性现象。从全球范围看，农业过剩比重已超过30%，约占总量的1/3。这便引出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全球农产品总量过剩，为何仍有大量人口面临饥饿？答案并非“生产不足”，而是“制度问题”。

以巴西为例，其国土面积与我国相近（约900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亿（不足我国的1/7），且60%国土面积可作为耕地（我国平原面积仅占12%），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却仍存在饥饿问题。

深层原因在于，巴西的农场多是西方跨国公司在殖民化时期形成的资本产物，其生产的农产品以国际市场盈利为目标，而非服务于本国饥饿民众的需求——这与美国大农场的运作逻辑类似，外资控制下的农业生产难以保障本国粮食安全。

反观我国农业，粗放的数量增长模式不仅加剧过剩，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与健康代价：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导致水、土、气等自然资源污染，诱发多种疾病（包括食品不安全引发的肥胖症）。

长期依赖化肥使得土壤有机质含量持续下降，大量使用农药则破坏了土壤中的生物与微生物种群——而食物中的微生物结构本应与人体微生物菌群形成适配，车间化水培生产的农产品脱离土壤微生物环境，难以满足人体健康需求。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领域的种子垄断导致农民丧失生产自主性：种子价格、配套肥料与农药均由外部资本掌控，农民收入大幅下降，无法根据气候、水文等实际条件调整生产，千年积淀的中国农业文明也面临淡化风险，这是乡村振兴需直面的深层问题。

破解过剩难题，核心在于从“粗放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发展”，而这需要理念、制度与产业模式的系统性变革。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理念”，本质上是要求以生态文明理念替代单纯的GDP导向；“新格局”则指向“数字化+生态化”融合形成的新型生态经济，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

当前的核心瓶颈在于制度与理念的适配性不足：现有管理体系、政策规章仍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导向，缺乏适配生态化发展的制度设计；部分干部仍受工业化思维局限，未能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实际工作方法。

例如，在农业领域，若继续沿用工业化招商模式推进项目，只会进一步加剧过剩与生态问题；在金融领域，若无法引导资金流向生态经济等新兴领域，金融过剩的矛盾也难以缓解。

总之，工业、农业、金融三大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都是对“过剩”的应对，而应对的成效取决于能否真正实现从“工业化思维”到“生态化思维”的转变。

只有将“两山”理念全面融入制度设计、政策制定与干部能力培养，才能突破现有困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