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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家鲁少飞所作、刊于1936年2月15日上海《六艺》杂志创刊号的《文坛茶话图》，是一幅很有创意的文学家肖像群像图。画家用接近写实的笔法，单线白描，以虚构的茶话会形式，让当时不同流派的文学家——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冰心、洪深、傅东华、郑振铎、沈从文、施蛰存、邵洵美、老舍、白薇、张天翼、鲁彦成、凌叔华、丁玲、叶灵凤、徐霞村、穆时英等近三十人聚在一起。
如今，在上海文学馆“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二楼，这幅漫画被放大后成为白墙的背景。3月9日下午，巴金图书馆发起的“文坛茶话会”第五期“到凯司令喝茶——新刊郑振铎日记暨《海派》第6辑新书发布”就在这幅漫画前举办，而“主角”正是漫画里的茶话会人物之一郑振铎。当天，郑振铎之孙郑源与《海派》主编、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一同分享郑振铎1939年日记所记内容，回顾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印记。
“文坛茶话会”在巴金图书馆举行，屋内坐满读者。施晨露摄
郑振铎（1898—1958），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收藏家。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郑振铎和家人分多次将包括近十万册古籍在内的毕生收藏捐赠给国家，其日记手稿也曾以《郑振铎日记全编》出版。“不过，虽为‘全编’，但并不全，尤其是1928年到1940年的日记均缺。”郑源说，2023年，他接朵云轩告，发现一批罕见的郑振铎记于1939年的钢笔日记，“我前往一看，确为祖父笔迹，且这一年一天不缺，十分完整。其中，1月2日至5月16日、6月8日至7月30日写于日历散页背面，其余时间写于日记本上。”
“看了日记，我的第一个感受是，郑先生真忙，每天日程排满。2月底，日记里第一次出现巴金，他说，因巴金来，找了不少朋友，喝了不少酒。郑先生还喜欢看电影，1月1日至10日，十天里看了八场电影，恐怕连今天的电影迷都自愧不如。”陈子善说。
《海派》刊郑振铎1939年日记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和包围了上海除市中心“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外的地区。大量文化人士撤离上海；而郑振铎与胡愈之、王任叔、胡咏骐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继续坚守上海。1938年，郑振铎等人秘密成立了抗日文化团体“复社”。复社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等书，并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鲁迅全集》。他们又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给爱国青年上课，并为上海周边活动的抗日游击队及新四军培养输送了一批干部。
1939年，郑振铎所任文学院院长和图书馆馆长的暨南大学，搬到了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郑振铎每日生活相当规律，7点起床，其后或有朋友拜访，或有书生送书，9点到暨南大学上课，12点聚餐，下午有时午睡，还要去四合里暨南大学图书馆整理图书。暨南大学在四年里搬迁了三次，最后以康鹊马路（今康定路）的一栋楼房作为临时校舍。此处离凯司令只有一公里，因此聚餐常去凯司令。
郑振铎住愚园路，离大光明电影院颇近。郑源统计，1939年一年，郑振铎看了182场电影。鲁迅居沪10年里看了140多部电影，已被视作超级影迷。那么，一年看182场电影的郑振铎无疑更为痴迷电影。
在郑振铎日记里，还常常看见“聚餐会”的记载，比如在航运俱乐部举办的“星一聚餐会”，在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星二聚餐会”等。不过，可别以为这些聚餐只是吃吃饭而已，实际上是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工商界等不同方面人士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郑振铎的活动能力特别强，交际广泛，经常参加各种聚会。赵朴初后来在悼念郑振铎的一首词里说：“廿年往事如潮，风雨夜盘餐见邀。”并作注曰：“抗日战争时期，救亡工作同志十余人组织聚餐会，常集君（指郑振铎）家。”
在特殊环境下，郑振铎在日记中的记载十分简单，甚至相当隐晦。记人名，用不常见的写法或不常用的代号。2月18日，日记载：“到青年会午餐。孔、严、王、金等在座。”这短短一句语焉不详的午餐，实际是进步周刊《鲁迅风》编辑同人的工作聚会。日记中提到的“王”，是地下党文委成员王任叔。“严”是严景耀，当时社会身份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副典狱长。王和严都是复社成员，同为社会科学讲习所的老师。日记中提及姓氏的另外两位是孔另境和金性尧，日记没提到但出席聚会的还有许广平。
4月1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下寥寥七字：“赴银行公会午餐”。他此番前往的其实是复社第一届年会。10月7日记：“赴戴宅晚餐。陈最后来，他的情形很坏。‘等是有家归未得’，殊有同感也！然意气犹昔！”这次聚餐的“戴宅”是戴平万家，“陈”是陈望道。陈和戴都是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成员。此时，陈望道有家不能回，这样的危险情况，郑振铎也先后经历多次，如两天前的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九时，赴校办公。箴打电话来，说，有来历不明者来寻我。只好不回家吃午饭。”“校”即暨南大学，“箴”即郑夫人高君箴。郑源认为，郑振铎的斗争经验足，警惕性高，1939年的日记之所以有一部分记于日记本上，有一部分记于日历散页背后，很有可能日记本就是他在外的藏身之处所用的。
日记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记录买书。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郑振铎在上海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大量民族文献。从日记中可以看出，1939年时，郑振铎还是以个人之力收购，但下半年起，市面上的书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买不起。为了解决买书款，郑振铎辗转腾挪，想尽办法。他把自己的一些旧书卖给北平图书馆变现，尽管所得不多，却感叹道“归之公家，还可以见到”。很多时候，他不得不与朋友一起完成购买，借助更广泛的力量保护中华古籍善本。11月15日日记中，他提及“请菊生（张元济）、柏丞（何炳松）、秉坚、风举（张凤举）商购书事”。
郑振铎买书耗尽家财，甚至数次发生家庭矛盾，感慨“做一庸碌之人，一定幸福得多”，但到了第二天，他依旧一头热地去买“失之不可复得”之书。1940年开始，他与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抢救近五万册私藏珍本。
经郑源整理的郑振铎1939年日记将在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派》中逐步完整披露。这些内容不仅为研究郑振铎的文学理念和学术成就提供第一手资料，也为当代读者理解他在艰难时期如何坚守文化使命、挖掘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遗产提供重要的历史视角。在喝茶、品咖啡、看电影、买旧书、与朋友相聚等日常生活点滴中，看见那个时代的上海，看见一群真实、热忱的文化人身影。
《海派》刊郑振铎1939年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