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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勒内·基拉尔论厌食症：现代社会批量生产“时尚受害者”
谈起“减肥”这个词，我们大概都不会陌生。它的影子遍布影视剧、广告等各种文本形态。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人们讲“民以食为天”，那么在现代社会，这句话更多时候是与食品安全挂钩，对于食物这件事本身来说，现代人做的则是生产食物，然后克制饥饿感。一种被形容为“厌食症”的现代病症由此产生。当然，如今人们用得更多的是“瘦身”，而这个替换的过程也是试图消除“减肥”负面性的过程。只不过其背后还是有关身体的想象和管理。按照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的说法，这是一种“模仿欲望”，是“源自竞争的激情”。虽然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在效仿或模仿他人，但是这种欲望始终存在于人的内部。
基拉尔以研究初民社会而著称，他对“替罪羊”的思考独到，在《祭牲与成神》（法文版原名“La violence et le Sacré”）中曾思考暴力如何成为保全、拯救共同体秩序的方式，并成为一种“神圣”。他本人关心的问题还是现代人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之外积极参与各种讨论和访谈。《欲望的先知：与勒内·基拉尔对话》是他的访谈集。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欲望的先知：与勒内·基拉尔对话》一书相关章节，内容为两位出版界人士马克·安斯帕克和洛朗斯·塔库在2008年采访他谈“厌食症”。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欲望的先知：与勒内·基拉尔对话》，[法]勒内·基拉尔著，钱家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5年1月。
年轻人对体重“暗自比较”
马克·安斯帕克（以下简称安斯帕克）：勒内·基拉尔，是什么促使您开始思考厌食症这样的话题？
基拉尔：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可以一直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家族中就有人患有厌食症——并不是很严重，但确实存在——尤其是我在文中（指基拉尔写了文章讨论厌食症，这场对谈也以此为缘起展开——摘编者注）谈到的一个年轻的堂亲。因此，在我读到克劳德·维格的《饥饿艺术家们》时，我的记忆被唤醒了。后来，当我决定涉足这一话题时，我就是以这本书为出发点的，因为我认识维格。
安斯帕克：您是如何与他结识的？
基拉尔：当时，他在美国教书，在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而我是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一个年轻教授。我们任教的学校相距不远。我们应该是在现代语言学会的一场会议上认识的。他是我在学术界结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们在法国也会碰面，还不断交换各自的作品。我们很有共鸣。他是来自阿尔萨斯的犹太人，和我一样移民到了美国。他是我最亲近的同事。
安斯帕克：你们之间是否存在学术理论上的联系？
基拉尔：很难讲。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那么偏执！尽管如此，在我写作厌食症相关的内容时，主要是这一现象中的传染性、模仿性吸引了我。维格还没有涉足当代社会学，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当时甚至出现了针对女性时尚媒体或高级时装设计师的诉讼案。我深入研究了这一话题。我在校园内还有一个“线人”，是一名男学生，他对模仿理论有很透彻的理解。他与我分享了他对斯坦福大学内其他男生，以及可能导致厌食症的压力的观察……
安斯帕克：这种压力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年轻人会谈论自己的体重吗？会相互比较吗？
基拉尔：他们闭口不谈，但又暗自比较；他们知道这个关注点的存在，并且知道它主导着学生文化的很多方面。
洛朗斯·塔库（以下简称塔库）：厌食症一直折磨着女性。这次轮到男生深受其害了吗？还是说他们只是想要节食减肥？
基拉尔：这很难区分。过去，男生群体中确实从未出现这种程度的节食现象。因此，很多学生认为这一新现象是厌食症蔓延至男性的表现，将其解读为一种渴望变瘦的冲动。这是一种非常视觉化的现象，与他者的凝视紧密相关。当然，我的线人精通这一理论，所以他并不完全是个客观公正的目击者。
《禁忌》（Tabu: A Story of the South Seas，1931）剧照。
安斯帕克：他自己也节食吗？
基拉尔：他告诉我，他差点就这样做了，但他对这一问题中的集体性和社会性特征的意识让他忍住了。他不想要屈服于压力。他感到，自己是一种不受他掌控的社会现象的受害者。
安斯帕克：听起来像是他在模仿理论中找到了解决方案……
基拉尔：就他而言，他对这一理论的了解帮助了他。
两性的体型差异在缩小
塔库：然而男性时尚的传统标准从不标榜瘦子的形象。相反，人们认为男性理应雄壮有力，哪怕是青年男性也不应瘦弱不堪；然而，总是存在这种苍白虚弱的青年女性形象……
基拉尔：消瘦……我并没有将这一研究持续下去，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在男生之间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线人去了威斯康星州的一所高中教书。他告诉我，他在那所学校里也观察到了相同的趋势，但他并没有细说。
安斯帕克：事实上，男性模特的体形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皮肤黝黑、肌肉发达的青年男性发现自己不如苍白消瘦的男孩子们受欢迎。《纽约时报》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专门探讨这一话题的文章。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模特并非精瘦的类型，而是那些更为消瘦的男孩，他们往往有着细长纤弱的手臂和凹陷的胸部。据《纽约时报》所说，这种新趋势始于2000年前后，自时装设计师艾迪·斯理曼（Hedi Slimane）为迪奥男装设计服装后。在迪奥的一场宣传活动中，有一名男性模特的BMI指数为18，接近于厌食症的判断标准。
塔库：看起来男性和女性之间确实越来越趋同。
基拉尔：两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安斯帕克：新的男性模特形象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化（effeminate）。照片上的一些男孩子如此娇弱苗条，如此满足于缺乏力量和活力，以致看起来一点劲都使不上，什么事也做不了，他们展现出还需要他人照顾的模样。扶养无法从事有报酬工作的闲散人士是索尔斯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中描绘的一种炫耀性消费模式。在凡勃伦的时代，乃至不久前，往往都是男性搂着一个花瓶式的女性。如今，情况发生了转变，女演员、女歌手开始炫耀她们的花瓶丈夫。
《有闲阶级论》，[美]凡勃伦著，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1月。
基拉尔：你的意思是萨科齐是卡拉·布吕尼的花瓶丈夫？（笑）她可比他重量级多了！
安斯帕克：在他们两人眼里，当然是她更重要……尽管如此，她还是很瘦。她是个模特，这绝非巧合。说起来，她参与拍摄过一条汽车广告，她说了“这不过是我在车库里第一眼看到的东西”之类的话。这个例子很好地展示了您所谓的“冷淡策略”。
基拉尔：这就像新的牛仔裤在出售前要先做旧一样。没有什么比刻意让人意识到你想要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更差劲的了。同样的观点早已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以《无事生非》中的贝特丽丝和培尼狄克为例。谁先跟对方说“我爱你”，谁就输了。这让我想起那些自行车赛，太早领先没什么好处。
安斯帕克：让另一个人领先于你，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模仿对象，与此同时，又可以让他看不见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不露声色地赢得胜利，不让他人看到你的欲望。极简主义文学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作者藏在一张冷淡的面具之下，隐藏起他们想要打动读者的欲望。展露这种漠不关心就是试图给人留下印象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所谓的优越感的证明。我想到了《局外人》中已得到充分研究的中性叙事，您分析说这是一种文风上的技巧，年轻且尚未出名的加缪借此来隐藏他想要赢得读者的欲望。
基拉尔：就像其他所有的痴迷式欲望一样，例如对财富、权力的欲望，这是一种源自竞争的激情。这些女性想要得到他人的仰慕。
由加缪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局外人》（Lo straniero，1967）剧照。
“时尚受害者”
塔库：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食物展现出冷漠的态度。文雅的女士们会在外出进餐前在家里先吃点东西，以免显得自己很贪吃。如今却有一部美国电视剧叫《绝望主妇》，里面的五名女性把时间都花在烤蛋糕和吃蛋糕上，但同时她们个个都瘦得皮包骨……厌食症不再受欢迎；你仍然要保持苗条身材，却不能停止进食。
《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第一季（2004）剧照。
基拉尔：贪食症也是同一原理。贪食症是一个非常具有美国特色、非常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进食，把自己塞饱，然后丢弃食物。
塔库：但是我们要如何理解特别瘦的女性的魅力呢？譬如凯特·摩丝这位超级名模，人们认为她极其美丽、极其性感，虽然她脸颊凹陷，脸上也没什么血色。
基拉尔：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在一家百货商店里。我注意到，一个穿着泳衣的假人肋骨根根分明。效果相当诡异，却是有意为之，这就让我产生了思考。那大概是15年前的事了。古怪的是，这股潮流似乎永无止境。因此，它必定存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人们往往认为时尚的本质在于多变，然而这里却出现了不变：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潮流已经持续了100多年。我想我可以拿奥地利末代皇帝的妻子茜茜和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为例，两人在某次国际聚会上见面时互量了腰围。
塔库：与此同时，美的标准也在不断演变。例如，玛丽莲·梦露和艾娃·加德纳都不是又高又瘦的类型。她们身材娇小、体态丰满，却被认为是绝代美人。
基拉尔：事实上，男性无疑更喜欢这种体形。但女性时尚已经成了女性内部的事务，这是一片女性的竞技场，男性并不一定有一席之地。
塔库：您是如何看待“时尚受害者”的？这些女性深陷于对时尚的痴迷之中，无法想象任何其他的生存方式。
基拉尔：就像其他所有的痴迷式欲望一样，例如对财富、权力的欲望，这是一种源自竞争的激情。这些女性想要得到他人的仰慕。她们想要站在世界的中心，因此她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超越他人。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怪癖。时尚受害者的存在，无疑是一场社会危机的征兆，是一个时代的标志。过去有过类似的现象吗？我想不到任何例子……
塔库：就算我们能找到例子，那也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过去，时尚是精英阶层的专属；今天，它已覆盖全体成员。
基拉尔：这一现象已经完全民主化了。在茜茜和欧仁妮的时代，它仅存在于最高的社会阶层。毫无疑问，根据女性的体重就可以观察出阶级差异。社会精英阶层的女性平均体重会更轻。新艺术运动之后，人们将极其苗条的女性奉为一种审美理想。但在大约1920年之前，这种对瘦的追求仅限于贵族。之后，这一现象才慢慢向下延伸至社会上的每一阶层。“拥有苗条身材”这一表述，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已很流行了，但还没有触及社会阶梯的基层。如今，这一切都被民主化了，除了那些因为拒绝参与其中而被淘汰出局的人。
安斯帕克：贫困女性被淘汰出局，因为她们无法正确饮食而体重飙升。
基拉尔：在美国，贫困女性要比其他人更胖，因为她们吃容易长胖的食物，也因为她们不节食。两种因素共同作用。
被压制的饥饿感
安斯帕克：最近的数据显示，世界上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近乎2/3的男性——都处于超重或是肥胖的状态。奇怪的是，中间或是“正常”区间内的人反而是少数。
基拉尔：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与过去相比，这确实是一大趋势。
塔库：甚至还存在一种太胖和太瘦同时存在的趋势，想想那些丰胸、丰唇的人……
安斯帕克：纤细和丰满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理想形态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拉扯女性。她们无法同时符合这两种理想。
动画短片《减肥时代》（Slimtime，2010）画面。
基拉尔：这让人联想到某些昆虫的身体，它们的身体被分成若干节，节与节之间以腹部的细线连接起来。这种体形有点像昆虫。
安斯帕克：我们可以在科幻电影中看到巨大的昆虫，它们属于怪物。怪物的出现不就是无差别危机的特征之一吗？至少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电影中就满是怪物。最新的发展则是出现了有着怪物般身材的女明星。
塔库：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不断向着极端发展的身材狂热？今天的女性似乎完全执迷于自己的身体。
基拉尔：这与当代的审美观有关，当下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将一切社会价值排除在外，尤其是与宗教相关的价值。而这正是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安斯帕克：您的意思是，在普遍缺乏价值观、缺乏模范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回归自己的身体？身体是自我的最后堡垒吗？
基拉尔：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社会完全是物质至上的，很难再找到新的价值观。
塔库：不仅缺乏价值观，还缺乏仪式感。青少年厌食症不正与我们生活中的“去仪式化”息息相关吗？不再存在公认的成人之道。年轻人给自己举办了成人礼，那显然是从模仿对象身上复刻而来的。他们想要通过禁食来超越自己的极限。过去还存在宗教仪式：斋戒、大斋节等。现在这些几乎都不存在了。对年轻女孩来说，禁食不正体现了一种对纯洁的渴望吗？
基拉尔：基于我所关注的问题，我的重点仍然在竞争上。但是你刚刚提到的因素当然是存在的；它们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也可能很轻易地叠加在一起。牵涉其中的人们很可能看不到自身的竞争性动机，并且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这些动机的支配。
奇怪的是，中世纪的修女院可能比现代世界中的我们更好地意识到了危险所在。苦修手册考虑到了这一点。在中世纪，那些想要获得苦行者称号的人之间就存在竞争性的禁食。这是一种积极的目标，一种不折不扣的争夺地位的雄心壮志，与现代的厌食症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现代的厌食症与凝视、与摄影的世界相关。在此之前，这是一种权力意志，表现为想要比邻人更能禁受住苦行，更能抵挡住饿意。在厌食症患者身上，饥饿感被完全压制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某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他者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这一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修道院里，两个修女在争夺主导权时，他者的介入要更为简单，也更为直接。
《修女传》（The Nuns Story，1959）剧照。
安斯帕克：修女院并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它是一个以高度无差别化为特征的环境。修女们穿着完全相同的服装，蒙着她们的头发和身体；在日常生活中，也遵循着相同的程式。她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在同一个封闭的空间中。如果她们想要在这样一个受限的环境中获得独特的地位，就苦行状态展开竞争可能是唯一的途径。
基拉尔：是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竞争趋势永远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一旦展开竞争，限制就不存在了。
安斯帕克：乍一看，现代社会和修女院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很多自相矛盾的相似点。在修女院或是修道院中，每个人的性别都是相同的；在我们的社会中，性别之间的差异也正在慢慢消散，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两者拥有了相似性。代际之间的差异也在慢慢消失，成年人努力地“保持年轻”，年轻人则过早地实践“成人”行为。最基本的人类学分类已摇摇欲坠。考虑到洛朗斯·塔库提到的传统宗教仪式的衰落，无差异化的趋势不正是促进了对于瘦这类无意义的目标的争夺——这种任何文化护栏都无法遏制的竞争——吗？
基拉尔：现代社会取缔了宗教，却催生了新的仪式。这些仪式比过去的更加沉重、更加可怕——它们以一种有待界定的方式回应着远古的宗教形式。
安斯帕克：对于身体的严酷考验，例如追求极致的瘦，还有穿孔、文身等？
基拉尔：是的，但本质永远是他者——这个他者可以是任何人，是一个坚不可摧、无处不在的整体的化身。而他者是我们固执地想要引诱的对象。他者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很快就会变成对于纯粹的形而上命令的屈从。如果没有真正的宗教，你便会得到一个更可怕的宗教……
安斯帕克：宗教被取缔后诞生的可怕宗教中有一位伟大的先知，那就是弗朗茨·卡夫卡。您在作品中探讨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卡夫卡在巴尔扎克和他自己之间做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比较——“巴尔扎克在他的手杖上刻有这样一句座右铭：‘我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座右铭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饥饿艺术家》，[奥地利] 弗朗茨·卡夫卡著，彤雅立译，北京燕山出版社·未读，2021年1月。
基拉尔：这明确地证明了时代的变化。巴尔扎克仍然代表了天真的现代主义征服一切的姿态。但到了卡夫卡的时代，一切都变得更扭曲了。人们开始告诉自己，一个可以被摧毁的障碍根本就配不上障碍这个名字。对卡夫卡来说，剩下来的那个障碍正是无处不在的他者。这正是无处不在但又没有姓名的模仿模范。
模仿理论
塔库：对于一个无处不在的模仿模范的观点，我有一些困惑之处。在之前的分析中，您总是能在各处找到模仿模范。这是否有可能成为您的理论的缺点？模仿理论的应用范围不存在任何限制吗？
基拉尔：模仿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际关系，但即使是在我们与最亲近之人的关系中，我们必定也能意识到这种机制所描绘的现象的存在。实际上，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像一幅漫画。由于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这种夸张，因此与过去的常态相比，“模仿”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察觉，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这就是我的论点的悖论之处。也许这个说法有些夸大其词，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坚持这一点，是因为我也相信：今天的真相已经失去了所有的逼真性。
塔库：您是否认为，有些人不喜欢模仿理论，是因为它聚焦到了那些过于私密的事物上？
基拉尔：大多数人完全可以将模仿理论视作一种单纯的社会性讽刺，并不针对他们个人。足够幽默的人会说：“是的，我确实沉溺于某些行为；我确实可能为了纯粹的模仿而行事。”时尚常常没有意义；人们只是单纯地模仿，并不去思考意义所在。个体成了自己所逃避的意义的载体。
塔库：您呢？您认为自己容易受到当下的潮流或流行观念的影响吗？
基拉尔：我认为，人的年纪越大，越不容易受到影响。当然，曾经的我容易受到影响。如果我曾并不如此，我也就无法理解这种现象。这需要一种个人转变，接受耻辱感，然后对自己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模仿得太厉害了；我得尽量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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