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作家叶灵凤1933年在《现代》杂志上发表的《藏书票之话》一文，是第一次向国人介绍源自西方的藏书票艺术的话，那么新时期初韧，上海美术史论家黄可1980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的《藏书票》一文，使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藏书票艺术重新进入了我国读者视野。

与年届九旬的黄可先生聊天，总少不了藏书票的话题。在我心目中，无论从个人经历，还是在史料研究上，他都是最有资格谈论藏书票的专家。上海解放不久，黄可从市委文艺工作处调到刚成立的华东美术家协会从事美术史料和理论研究。他的顶头上司就是美协党组书记、著名版画家赖少其先生。在鲁迅先生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中，在版画老师李桦的带领下，赖先生1934年在广州创办“现代版画研究会”，出版《现代版画》丛刊，刊出“藏书票特辑”，还每期寄赠鲁迅先生。这些都使黄可深受感染，对藏书票产生了兴趣。他一边主编《上海美术通讯》，一边研究藏书票。他专程到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故居，查阅鲁迅藏书中的《现代版画》第九集，用照相机把“藏书票专辑”中的十一幅作品拍摄下来。黄可又到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查阅施蛰存先生当年主编的《现代》文学杂志，摘抄叶灵凤先生的文章《藏书票之话》。如此，他为研究藏书票做了精心准备。

“文革”结束，文艺迎来复苏的春天。黄可心中的藏书票情结又开始萌动，他找出相关史料，开始做阅读笔记。在1979年纪念鲁迅先生诞辰98周年之际，他写了《藏书票》一文，发表在第二年《读书》杂志上。读书界和美术界人士认为，这是新时期“我国对藏书票作品进行艺术评论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读者纷纷给《读书》编辑部写信，老读者盛赞昔日藏书票的回归，新读者认为结识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黄可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外国藏书票》《藏书票艺札》等文。同时，他与沪上版画界老友杨可扬、邵克萍等经常交流切磋，以推动更多画家创作出读者喜闻乐见的优秀藏书票。

黄可说：“藏书票就是在一寸左右大小的木块、石块上，以方形、圆形、书卷形等各种形状的构图，刻出带有装饰趣味、包括藏书者姓名在内的各种图案，再用黑色或彩色油墨拓印在纸上，剪下来贴在书封里，既作为一种装饰，又作为书籍收藏者的一种标记。”这是我面聆教益、最早获得的关于藏书票的讲解。

1984年，在李桦、李平凡等推动下，北京成立了“中国藏书票研究会”，黄可和版画家邵黎阳被推选为首届理事。1988年，黄可发表《独特的藏书票橱窗》，评述了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南东书店开设的“中国版画藏书票原作展”。他向读者介绍藏书票知识，为方兴未艾的全民读书活动推波助澜，还积极推介评述卓有成就的创作藏书票的版画家，如杨可扬、莫测、张嵩祖、蔡兵等，使藏书票的创作与读书热潮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黄可还是一部上海美术史的“活字典”。在他十多种美术史专著中，他没有忘记给藏书票留一席之地。他认为，藏书票是书籍装帧艺术的组成部分，是爱书人的喜欢之物，有着“书间蝴蝶”美誉。它小而精，美而雅，既是贴在书上的读书纪念作品，又是可以收藏的艺术珍品。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上海的藏书票事业步入繁荣发展期，出人才出作品，展览活动一波连一波。我将这些好消息告诉黄老，他欣慰之至。我还告诉他，今年一月成立了上海藏书票专业委员会，这是沪上首个藏书票社会团体，爱书人和藏书票爱好者“有了自己的家”。他听后笑着说，藏书票是一朵艺术之花，在繁花盛开的百花园中，也会越开越好看！（韦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