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收割后的村庄。像产后安详的母亲。草垛与草垛之间有一轮红月亮，那是我悬着的心脏。你注意到了吗？”

“在浴室里听擦背师傅唱淮剧大悲调，我沉浸在故乡的浓雾里。在这种氛围里，我对淮剧有了一种全新的触摸，它是深秋时节乡村割草人歇晌时静坐在田埂上的一声叹息。”

“岁月的更替——不，更为具体、更为可以触摸的是季节的轮换，给予我们多少伤感和庄严啊。初春的清晨，寒意未消，而到了中午，温暖阔大的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空气中浮动着绿色——这一切是我午睡起床后感觉到的。穿行在城市的阳光里，怀念郊外水边的鸭群和那些放肆地开着的油菜花，心中涌起多少沧桑——”

读着我的盐城大哥孙昕晨的这些句子，我固执地认为诗歌是孙昕晨灵魂的手写体。孙昕晨身上住着那个偏远的盐城西乡的特庸中学，住着盐城西乡的清晨、傍晚和四季。

我和盐城大哥之间，有一条冬青树簇拥的幽亮小道。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春天，如日中天的《诗歌报》用一个专版推介了孙昕晨和另一位诗人的作品，叫《盐城二才子专版》。在那个年轻人对诗歌如宗教般信仰的岁月，他收到全国各地数百位陌生读者的来信，其中有封信就是我写给他的。

他的“回信”很特别，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直接从盐城来到我那总是漏雨的宿舍前，并用他特有的男中音呼喊我的名字。这是我和孙昕晨友谊之路的起点，他用上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乘公交，搭机动船，又去租了一辆自行车，再过了几个渡口，才来到我所在的学校。

“苦于叫不出乡间那些土生土长的花草的名字，它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以为，孙昕晨无愧于苏北平原上的别林斯基。在蒙霜的早晨，在诗歌的微波塔下，诗人胡弦啊，姜桦啊，金倜啊，早和我一样，把他当成文学的长兄。

我的诗歌，我的阅读，在他的指导下，慢慢开阔起来。孙昕晨向我推荐诗歌民刊《倾向》，推荐苇岸和《大地上的事情》，推荐王家新和《最明亮与最黑暗的》，推荐圣埃克苏佩里和他的《小王子》。而苇岸和王家新这两个人的文字，切切实实地滋润了我。或者说，在我的文字中，可以找到这两个人的影响。

当时，孙昕晨在他的报社办了一个人文专版叫《当代人》，几乎每期都寄给我——他用特富有书卷气的钢笔字书写我的名字。他用的是英雄牌墨水，纯蓝色的。我没有放过《当代人》上的每一个文字。《一声叹息》中的王敦洲是当时的主笔，在王敦洲的指导下，我爱上了他所研究的鲁迅先生。他所喜欢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四季随笔》，直接构成我的网名。

那时候的苏北平原上，不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处于飘零状态的兄弟受过孙昕晨的关照。我的那位去青海的江仓谋生的文学兄弟宗崇茂就常常收到孙昕晨的回信。青海很冷，很寂寞，孙昕晨的信很温暖。

“今天下午又起了大风，什么活也干不成，我们都歇在帐篷里。此刻你的来信我已一连看了好几遍。那帮民工兄弟也在笑痴痴地望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偷食了美味的孩子。他们要求我念给他们听听。我就把大部分的章节读出声来，他们竟然深有体会似的不住点头。读毕，整个帐篷静默了好一阵。”

这是大风中的帐篷里的朗诵，宗崇茂用他的盐城腔调的朗读在风声中顽强地传递这位文学大哥的声音。我会永远记住青海的江仓的静默。这是大风中的静默。对于这个嘈杂的世界，如此的静默实在是太少了。（庞余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