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评论员 屈旌

2026年3月末，厦门市民陈先生加班后收到短信，被告知因有精神类药品购买记录，涉嫌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需30日内到交警支队注销驾驶证，逾期将公告作废。

此事迅速在网络发酵，引发热议。搜索一下，多地多人都表示有类似经历，因为购买镇静类、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而收到可能被注销驾驶证的通知。（据3月31日极目新闻）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与实际安全考量，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眩晕症、精神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人员，不得申请或继续持有驾驶证。交警部门与医疗系统打通数据接口，通过大数据筛查，主动预先识别潜在风险，这一做法的初衷无可厚非。毕竟，如果有人患有相关疾病却不知情，或隐瞒病情强行上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都是极大的威胁。

但如果只因为买了助眠药物，就面临驾驶证被吊销的风险，全程不知情，最后“被通知”，也难免让人担忧：对个人信息的调取会不会过度、失控？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难道只能顾此失彼？

公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其一，是被大数据“误伤”的风险。买过速效救心丸，不代表就有心脏病；自己买或帮家人买助眠药，更不等同于患有精神类疾病。将“购药记录”简单等同于“可能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这种“一刀切”的筛查逻辑，会让不少人因为代买药物、短期用药、备用应急购药而被系统拉入“预警名单”。驾驶证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生活刚需，一旦被误注销，会增添多少麻烦，可想而知。

其二，是隐私被侵犯，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隐忧。医疗购药记录属于高度敏感的隐私信息。哪怕是交警部门调取这类数据，也应当遵循“最小必要”和“目的限定”的原则，确保是基于法定职责，只调取必要信息。但从市民反馈来看，他们对于自己的数据何时被调取、如何调取，用于何种目的一无所知，更不用说“知情同意”了。这种“直接通知，没有商量”的做法，难免让人担心自己的信息被随意调查、泄露，用于其他非公共安全的目的，陷入“数据裸奔”的恐慌。

其三，“先筛查、后自证”的管理模式动摇了数据安全感。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驾驶员接到信息后，建议前往辖区交警部门进一步核实，或需要签署承诺书或开具医院证明。”如此广撒网的筛查，系统自动匹配、批量发送短信，没有人工审核，缺乏医学判断，实际上就是把举证责任全部转嫁给了普通人。而且，卖药的人要怎么证明自己“没有病”，恐怕又是一番折腾。当公共管理变成民众单方面的“自证清白”，耗损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大数据用于公共管理，本就意味着个人隐私需为公共利益适度让渡，但让渡的边界在哪里，高度考验治理的温度与智慧。若完全依赖算法自动判定，用冰冷数据替代医学研判，用简单标签覆盖个体差异，缺少人文关怀与人工复核，即便初衷正当，也难逃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

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从来不是“二选一”的单选题，现在技术这么发达，真正智慧的治理，完全可以实现二者兼顾。相关部门应该优化数据筛查逻辑，不能以“购药记录”作为单一凭据，要引入用药目的、时长、医学评估等多维度数据，建立人工复核机制，精准识别真正的高风险人群，避免大范围的“误伤”。

整个数据调取、储存、使用的过程，要严守法律边界，规定医疗数据仅可用于特定公共安全目的，并接受独立第三方审核和民众监督。同时，应主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申诉权，主动公开数据使用规则，完善救济渠道，简化自证与复核流程，让被误判者能快速纠错维权。

数字时代的公共治理，既需要技术的高效便捷，也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人文的柔性关怀。技术向善，治理有度，以法为纲，以人为本，就能在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之间找到平衡，让公众既享受便利又获得安心。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