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桥/文

长期以来，某家公司的法务部针对网络上随时出现的消息，动辄投诉，如果不从还起诉到法庭，而该公司的品牌公关部则通过第三方，采买了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营造了该公司一片火热的假象，结果在三名少女殒命的车祸中，该公司现出了原形。

尽管现在三位少女离去的悲痛尚未停歇，但在汽车舆论市场，一股起诉自媒体的大潮却已经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彻底压制住自媒体舆论之势。近年来，中国汽车行业掀起了一股起诉自媒体的风潮，从比亚迪、特斯拉到蔚来、理想等新势力车企，在连媒体车马费都要拖欠的状态下，纷纷高举法律武器对抗所谓的负面舆论。车企们似乎找到了一条“捷径”——通过诉讼和高额索赔让批评者闭嘴，然后堂而皇之地标榜自己是“行业标杆”、“技术领先”。

尽管这些被起诉的博主有些也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这种“法务大战博主”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车企真的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消除质疑吗？当市场质疑的声音被压制后，他们就能自诩为“好人”了吗？更重要的是，这种压制批评的做法，是否在实质上损害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知情权？

图源：AI

而那些在法庭上敲下法槌支持车企的法官们，和利用手中权力保护车企“小问题”的管理者们，不知下班之后开着他们自掏腰包购买的他们支持车企的汽车时，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安危问题。

本文将系统梳理车企起诉自媒体的典型案例，分析其真实动机与实际效果，并探讨在保护企业商誉与保障公众知情权之间如何寻找平衡点。

起诉自媒体已成“新常态”：车企五年维权案例全梳理

过去五年间，中国汽车行业掀起了一场针对自媒体的“法律围剿”，从传统车企到造车新势力，纷纷将矛头指向发布负面内容的自媒体。这场看似正当的维权行动，正逐渐演变为一场企业利用法律资源压制不同声音的“舆论管控战”。

据统计，仅2024年就有5家车企对9名自媒体博主发起诉讼，其中比亚迪一家就起诉了5名汽车自媒体，其法务部甚至公开宣称有“37个在诉账号+126个观察名单账号”。这种“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激进策略，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维权的范畴。

比亚迪无疑是这场“法律围剿”中最激进的车企。2023年7月，比亚迪法务部官微首条内容即宣布起诉自媒体“龙猪-集车”，要求其删除侵权言论、公开道歉并赔偿500万元人民币。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赔偿201.87万元，创下当时自媒体侵权赔偿金额的新高。判决书显示，被告自媒体人使用了“BYD香蕉人伪中企骗补猴子山寨狗”等侮辱性言辞评价比亚迪。

2024年10月，比亚迪又起诉自媒体“龙哥讲电车”（后更名为“满格电新能源”），指控其长期发布不实言论。而“龙哥”则辩称：“在我的每一个视频里面，每一台新能源车的维修故障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从来没有造过假”。这种基于实际维修经验的批评被冠以“诋毁”之名，反映出比亚迪对任何负面评价的零容忍态度。

特斯拉虽然在中国市场保持相对克制，但其开创的“法务部维权”模式已被国内车企广泛效仿。2023年3月，特斯拉起诉某自媒体一案在浙江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该自媒体需赔偿10万元并公开道歉。2023年11月，特斯拉诉“上海车展事件”西安女车主名誉权侵权一案胜诉，法院判决女车主删除相关言论、公开道歉并赔偿2000元。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认为赔偿金额过低，表示将继续上诉，这种对“小人物”穷追不舍的做法引发了公众反感，在社交媒体上一时成为热点。

东风日产在2023年8月赢得了一场创纪录的诉讼。法院终审判决自媒体“牛车实验室”运营方北京车千里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删除53条针对全新一代奇骏的负面视频，公开道歉并赔偿500万元。东风日产声称这些视频导致新奇骏销量暴跌30%，但从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这种因果关系。更值得玩味的是，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自媒体非普通消费者，更应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为企业压制批评提供了法律依据。

长城汽车的维权行动则遭遇了挫折。2024年8月，长城汽车起诉自媒体“车主程程爱国产”名誉权纠纷一案一审败诉。法院明确指出：“长城汽车作为知名的汽车企业，面对非恶意的批评、质疑，应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这一判决犹如一记耳光，打在那些试图通过诉讼消除所有负面声音的车企脸上。然而，长城汽车并未因此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推出“1000万悬赏计划”打击网络水军，显示出车企对舆论控制的执着。

造车新势力在维权方面也不甘示弱。2025年4月，极氪法务部宣布起诉自媒体“汽车通病曝光台”（现名“车曝台”）一案胜诉，法院认定该自媒体长期通过不实内容抹黑、诽谤极氪品牌，判令其公开道歉并赔偿30万元。极氪指控该自媒体“为销售车载灭火器材引流，恶意诋毁企业声誉”。2025年1月，小鹏汽车起诉同一自媒体诋毁品牌形象并达成和解获赔；2025年3月，蔚来同样胜诉并获得赔偿。这些新势力车企一方面标榜“用户至上”，另一方面却对用户反馈的问题采取高压诉讼策略，其双重标准令人咋舌。

表：2021-2025年车企起诉自媒体典型案例及特点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车企起诉自媒体的索赔金额呈现指数级增长。从最初的几万元，到后来的几十万、几百万，直至阿维塔科技在2025年5月对自媒体“苏黎世贝勒爷”提起千万索赔。这种“天价索赔”显然不是为了弥补实际损失，而是赤裸裸的“杀鸡儆猴”，意图通过经济手段让所有潜在批评者噤声。更令人担忧的是，车企们已经形成了“维权联盟”，14家车企联合签署《抵制汽车行业网络水军倡议书》，将正当批评与恶意诋毁混为一谈，为系统性压制负面声音披上合法外衣。

在这场不对等的“法律战争”中，自媒体无疑处于弱势地位。一位不愿具名的车评人表示：“车企屡屡对自媒体的评论重拳出击，令圈内人感到震动和不安。他认为，自媒体面对车企是弱势的，如果车企强势干预舆论，将反对的声音消灭，反过来会制约企业的进步”。这种“寒蝉效应”正在导致汽车媒体环境从“百花齐放”变为“万马齐喑”，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诉讼背后的真实动机：让批评者闭嘴，为自己贴金

车企大张旗鼓地起诉自媒体，表面上是维护品牌形象，实质则是通过法律手段系统性压制负面声音，从而营造出“一片叫好”的假象。当市场上的质疑声被一个个诉讼打压下去后，这些车企便可以毫无阻力地标榜自己是“行业领导者”、“技术先锋”，甚至“用户最满意品牌”。这种“先封口，再贴金”的策略，已经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潜规则。

高额索赔的震慑效应是车企最直接的动机。浙江铁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永辉分析认为：“车企的目的可能是通过高额索赔来震慑潜在的侵权者，维护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地位”。从比亚迪索赔500万到东风日产获赔500万，再到阿维塔索赔1000万，这些远超实际损失的索赔金额只有一个目的——让自媒体因恐惧巨额赔偿而自我审查。车评人杨开然坦言：“以后发布视频会更谨慎，避免情绪化的表达”，在选题涉及某些品牌时，会考虑可能被认作“黑公关”而做出言论取舍。这种“寒蝉效应”正是车企所期望的——不是没有负面，而是没人敢说负面。

转移问题焦点是车企诉讼策略的另一重要功能。当产品质量或服务问题被自媒体曝光后，车企不是积极解决问题，而是转而攻击曝光者。自媒体“车哆哩”创始人王智良指出：“车企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无可厚非，但不应该利用维权转移注意力，回避自身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这种“问题变官司”的套路，成功将公众视线从产品缺陷转移到“自媒体是否侵权”的法律争议上，为车企争取了危机应对时间。以比亚迪起诉“龙哥讲电车”为例，公众讨论的不再是比亚迪车辆是否存在维修问题，而是“龙哥”的视频是否构成侵权，这本身就是车企公关的胜利。

构建道德高地是车企压制批评后的必然动作。当批评声音被法律手段消除后，车企迅速占领道德制高点，将自己包装成“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和“行业秩序的维护者”。鸿蒙智行在起诉自媒体后宣称：“法律与技术的双重护航，共创中国汽车产业辉煌未来”；极氪胜诉后强调此类名誉侵权行为“导致公众对新能源汽车安全性产生误解，阻碍产业健康发展”。这些冠冕堂皇的声明掩盖了一个简单事实：正是通过压制批评，他们才能毫无阻力地自我吹嘘。更讽刺的是，一些车企在打压国内批评的同时，却对海外媒体的负面报道束手无策，暴露出其“欺软怕硬”的本质。

行业竞争武器化是车企诉讼热潮的深层原因。当前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竞争白热化，诉讼已成为商战的新武器。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曾公开指控：“某车企在使用黑公关手段，对我公司品牌及产品进行贬低、拉踩和恶意诋毁”。长城汽车也发起“1000万悬赏计划”打击黑公关。在这种“互泼脏水”的混战中，正当批评与恶意诋毁的界限被intentionally模糊，任何不利于车企的声音都可能被贴上“黑公关”标签。资深车评人韩路揭露了行业潜规则：“头部车企年付百万‘维护费’给上百家自媒体，拒付费则遭恶意抹黑”。这种“保护费”模式与诉讼威胁相辅相成，构成了车企控制舆论的双重手段。

表：车企起诉自媒体的宣称目的与实际动机对比

诉讼经济的畸形发展折射出车企维权行动的异化。一起名誉权诉讼从起诉到判决通常需要6-12个月，车企为此投入的律师费、公证费等成本可达数十万元。按理说，这种高成本维权应谨慎使用，但现实恰恰相反——车企越来越依赖法律手段，甚至将其作为常规公关工具。究其原因，在于诉讼带来的“震慑溢价”远超实际成本。正如数据所示，比亚迪“37个在诉账号+126个观察名单账号”的庞大维权规模，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诉讼威慑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自媒体面临的不再是单一诉讼风险，而是可能被拖入多起官司的系统性威胁。

更值得警惕的是，车企的诉讼策略正在侵蚀公众知情权。当“龙哥”这样的汽修工因展示真实维修案例被起诉，当“车主程程爱国产”因实测油耗数据被威胁，消费者获取真实产品信息的渠道就被一点点掐断。车企们或许能够通过诉讼赢得一时安宁，但失去的将是公众的信任。正如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所言：“车企果断采取法律手段，而不是积极解决问题，可能会引发消费者的反感。消费者可能会认为车企是在逃避问题，不愿意正面回应质疑，从而对车企的信任度降低”。

在这场不对等的“法律战争”中，最大的输家不是自媒体，而是广大消费者。当批评声消失后，车企可以自封为“好人”，但市场终将用脚投票——毕竟，诉讼能封住自媒体的嘴，却掩盖不了产品的真实质量。

诉讼真的能堵住负面吗？——车企口碑的悖论

车企投入巨额资金和精力起诉自媒体，期望通过法律手段消除负面评价，维护品牌声誉。然而，这种“以诉止谤”的策略真的能达到预期效果吗？从实际案例来看，诉讼对车企口碑的影响呈现出复杂的悖论效应——胜诉可能引发舆论反弹，败诉则直接坐实质疑，高调维权反而放大负面传播。车企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越维权、越被质疑的怪圈。

胜诉的代价往往超出车企预期。从表面看，比亚迪诉“龙猪-集车”获赔201.87万元，东风日产诉“牛车实验室”获赔500万元，都是法律上的胜利。但这些高额赔偿判决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如此巨额的赔偿依据何在？是否构成对言论自由的过度压制？更讽刺的是，诉讼本身让原本可能局限在小圈子内的负面内容获得了二次传播。以比亚迪起诉“龙哥讲电车”为例，消息传出后，更多网民开始搜索该博主此前发布的关于比亚迪车辆问题的视频，形成了“维权反被围观”的尴尬局面。这种“回旋镖效应”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无限放大，车企的维权行动反而成了负面信息的扩音器。

败诉的伤害则更为直接和深刻。长城汽车起诉“车主程程爱国产”败诉一案中，法院明确表示：“长城汽车作为知名的汽车企业，面对非恶意的批评、质疑，应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这一判决不仅未能消除负面评价，反而为类似批评提供了司法背书，坐实了长城汽车“听不得批评”的负面形象。败诉案例犹如一面照妖镜，暴露出车企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压制合理批评的真实意图，对其口碑造成的伤害远大于最初的负面评价本身。

公众同情的反向效应在多个案例中表现明显。当汽修工“龙哥”被三家车企累计索赔700万元时，他在视频中的回应引发了广泛共鸣：“现在的车企都这么困难吗？还要靠告一个维修工来养活？我成了2025年最悲惨的汽修工，车企法务却提前完成了指标！”这种“小人物对抗巨头”的叙事极易引发公众情感倾斜，有网友直言：“我就把那几个起诉‘龙哥’的品牌从我的购买清单中除名”。车企们显然低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规律——在法律战场上，他们可能占据优势；但在舆论战场上，过度维权很容易被解读为“以大欺小”，激发公众的逆反心理。

表：车企起诉自媒体后的口碑变化典型案例分析

不同类型负面内容的遏制效果差异巨大，车企的诉讼策略却往往不加区分。对于明显捏造事实、恶意诋毁的内容，如“车曝台”为销售车载灭火器材而恶意诋毁品牌，法律手段确实能够有效遏制。但对于基于事实的批评，如“龙哥”记录的维修案例或“车主程程爱国产”的油耗实测，诉讼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适得其反。车企缺乏对批评内容的精细区分，采用“一刀切”的诉讼策略，导致大量合理批评被误伤，进而引发更广泛的舆论反弹。

行业竞争背景下的舆论战使得车企口碑管理更加复杂。当前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竞争白热化，商战手段与舆论战交织，公众很难判断负面信息的真实来源。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公开指控某车企使用黑公关手段；长城汽车副总裁傅小康批评“网络水军呈现出专业化、协同化、产业化的特点”。在这种“互泼脏水”的混战中，车企的维权行动容易被解读为商战手段而非正当维权，进一步削弱了其道德正当性。公众面对层出不穷的诉讼案件，越来越难以辨别哪些是真实的消费者投诉，哪些是商业诋毁，最终可能导致对所有车企的普遍不信任。

平台治理与法律手段的协同失效也是车企口碑管理的一大痛点。理论上，法律诉讼与平台投诉应形成合力，但实际上两者常常脱节。极氪胜诉后，“车曝台”确实删除或隐藏了侵权视频；但如“龙哥讲电车”账号被封后，博主又通过“满格电新能源”账号继续发声，形成“封号—转移—再封号”的猫鼠游戏。更棘手的是，平台可能迫于车企压力过度审查内容，将合理批评一并删除，导致消费者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进一步收窄。这种“宁可错杀一百”的内容管控，表面上维护了车企形象，实则埋下了更大的信任危机。

综合来看，车企起诉自媒体对口碑的影响遵循一条U型曲线：少量精准打击恶意诋毁确实能维护品牌形象；但过度依赖诉讼、不分青红皂白地压制所有批评，最终会引发舆论反弹，导致口碑不升反降。正如梅花数据资深分析师李旭所指出的：“若企业频繁依赖法律武器处理负面评价，极易给公众留下‘听不得批评’、‘动辄兴讼’的负面印象，反而损害其开放包容的品牌形象”。车企需要认识到，在信息时代，口碑不是通过消除负面评价建立的，而是通过真诚回应批评、持续改进产品赢得的。诉讼或许能暂时堵住自媒体的嘴，但堵不住消费者的真实体验和口碑传播。

车企为何成为自媒体“靶子”？——问题类型与销量关联性分析

汽车企业频繁成为自媒体批评的焦点，这一现象背后既有行业特性因素，也折射出市场竞争的残酷现实。通过系统分析自媒体针对车企的主要批评类型，并探究这些批评与车企市场表现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可以揭开车企与自媒体紧张关系的深层逻辑，进而质疑：车企是否将本应用于改进产品与服务的精力，错误地投入到了压制批评声音的法律战争中？

产品质量问题是自媒体针对车企的最常见批评点，而这些问题往往真实存在。汽修工“龙哥”在视频中展示的多为新能源汽车维修案例，包括比亚迪电池问题等；“满格电新能源”账号发布的243条视频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各品牌汽车的产品故障。这些基于实际维修经验的批评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车企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只会让问题积累。数据真实性争议是新能源汽车时代的新热点，2023年底有自媒体发布视频称比亚迪方程豹汽车百公里高速油耗达18升，与官方宣传的7.8升相差甚远。虽然方程豹回应称数据显示该车辆存在多次超速行为，但这类争议暴露出车企宣传与实际表现的差距，诉讼威胁无法消除这种本质矛盾。

营销宣传夸大也是自媒体频繁质疑的领域。阿维塔科技起诉自媒体“苏黎世贝勒爷”，指控其“将阿维塔风阻直播测试的量产车说为原型车，蓄意制造舆论混淆”。然而，这类争议往往源于车企自身宣传的模糊地带——当车企将实验室数据包装成日常表现，将特定条件下的测试结果泛化为普遍性能时，自然会引发真实用户的质疑和不满。车企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消除这种质疑，而非规范自身宣传行为，无异于扬汤止沸。

企业道德与责任层面的批评直指车企价值观。比亚迪起诉的案例中，自媒体指控其“骗补”“雇请水军”等；理想汽车遭遇的色情图片造谣事件则涉及客户隐私保护问题。这类批评超越产品本身，关乎企业诚信与社会责任，车企的高压诉讼策略不仅无法化解危机，反而可能被视为“做贼心虚”的表现。更讽刺的是，一些车企在打压批评的同时，自身却深陷“长账期”压榨供应商的丑闻——2025年数据显示，中国车企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周转天数平均达182天，远超国际车企60天的水平。这种对上下游的霸凌行为与对自媒体的诉讼威胁如出一辙，暴露出部分车企“恃强凌弱”的行业文化。

表：自媒体针对车企的主要批评类型与典型案例

销量领先车企面临更多监督是一个明显趋势，但车企将这种监督视为“抹黑”。比亚迪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成为被起诉自媒体最多的车企；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销量攀升的同时，也面临日益增多的自媒体监督。市场占有率越高，产品覆盖面越广，出现问题的绝对数量自然增加，这本是正常现象。然而，领先车企却将这种“树大招风”效应解读为“恶意针对”，企图通过法律手段维持“完美形象”。东风日产声称“牛车实验室”的53条负面视频导致新奇骏销量暴跌30%，却拒绝承认这些视频可能是销量下滑的结果而非原因——当产品本身存在问题，压制批评只会延缓而非阻止销量下滑。

新兴品牌与转型车企更易受质疑的特点反映出市场对“后来者”的严格审视。造车新势力和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转型品牌，如极氪、阿维塔等，自媒体对其技术成熟度和质量稳定性的质疑相对更多。这种“高关注、严要求”本是新兴品牌必须面对的挑战，理应通过提升产品力应对，而非诉讼威胁。鸿蒙智行旗下尊界汽车起诉自媒体时强调“维护商业信誉与技术成果的迫切性”，却忽视了真正的技术成果不需要通过诉讼来捍卫，市场自然会给出公正评价。

销量波动期批评增多的现象被车企错误解读为因果关系。数据显示，当某车企销量出现明显下滑时，往往伴随自媒体批评声浪的高涨。车企惯性地将销量下滑归咎于“负面舆论”，却不愿反思产品本身是否出现问题。更可能的情况是：销量下滑引发更多用户抱怨和媒体关注，进而放大现有问题。车企将精力投入到对抗舆论而非改进产品，只会陷入“销量下滑-负面增多-更多诉讼-口碑恶化-销量继续下滑”的恶性循环。

高端品牌对负面评价更敏感的特性暴露出其品牌溢价的脆弱性。观察被起诉的自媒体内容可以发现，针对高端品牌（如特斯拉、蔚来、极氪等）的批评往往引发车企更强烈的法律反应。这是因为高端品牌的溢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心营造的品牌形象，对声誉损伤的容忍度极低。然而，这种“玻璃心”态度与高端品牌应有的自信与包容形成鲜明对比——真正的豪华不在于压制批评，而在于经得起任何检验的产品实力。

深入分析车企与自媒体的紧张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根本矛盾：汽车作为复杂工业产品，本应接受严格监督；但车企却期望像快消品一样享有“免批评权”。一辆汽车由数万个零件组成，使用环境千差万别，出现问题在所难免。理性的做法是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和高效的改进机制，将用户投诉和媒体批评转化为产品迭代的动力。然而，当前主流车企却选择了相反路径——通过诉讼威胁构建信息茧房，阻断问题反馈通道。这种做法短期或许能维护表面平静，长期却可能导致问题积累爆发，最终付出更大代价。

面对自媒体的监督，车企需要认识到：销量与监督成正比是市场经济常态，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打破这一规律，既不可能也不合理。真正的行业领导者不应忙于起诉批评者，而应建立开放包容的反馈文化，将舆论压力转化为产品进步的动力。毕竟，消费者的真实评价——无论通过什么渠道表达——才是企业最宝贵的改进资源。当车企将精力从压制批评转向改进产品时，或许会发现：自媒体不是敌人，而是帮助其发现问题的“啄木鸟”；批评不是威胁，而是促其进步的苦口良药。

当诉讼成为遮羞布：被掩盖的产品与服务真相

车企大张旗鼓地起诉自媒体，营造出一种“所有负面评价都是诽谤”的假象，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掩盖产品与服务中真实存在的问题。然而，这种“诉讼遮羞布”策略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反而会因问题积累而引发更严重的信任危机。当第一批发现问题的消费者和竞争对手的声音被诉讼压制，当投资者无法通过自媒体获取真实产品反馈，车企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埋下更大的隐患。

第一批消费者往往是最挑剔的观察者，而车企的诉讼策略直接针对这些宝贵的质量反馈渠道。自媒体人或专业车评人通常是新车的第一批使用者，他们凭借专业知识和敏锐观察，能够发现普通消费者数月后才会遇到的问题。竞争对手的技术团队更是会以“找茬”的眼光审视竞品，发现潜在缺陷。这些本该被车企珍视的“早期预警系统”，现在却成了诉讼的主要目标。比亚迪起诉的“龙哥讲电车”正是一位拥有10年新能源汽车研发经验的汽修工，其发布的维修视频本可帮助比亚迪提前发现并解决质量问题。当这样的专业声音被冠以“诋毁”罪名，车企失去的不仅是舆论场的公正评价，更是产品改进的宝贵机会。

诉讼无法解决实质性问题，只会让隐患积累发酵。以理想汽车为例，2024年4月，被告人王某编造理想汽车车载摄像头泄露色情图片的谣言，最终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7个月。这一刑事处罚确实震慑了造谣者，但公众对智能汽车隐私安全的担忧并未消除。理想汽车试图通过法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隐私争议，却忽视了只有通过技术透明和严格数据保护才能真正赢得用户信任。同样，当“龙哥”展示比亚迪电池维修案例被起诉，比亚迪或许能暂时压制相关讨论，但电池本身的问题若不解决，终将在更大范围内爆发。诉讼如同止痛药，可以暂时缓解症状，却治不好疾病本身。

表：车企通过诉讼掩盖的产品问题典型案例

财务造假质疑被压制的风险尤其值得警惕。自媒体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财务健康状况享有正当的监督权，这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当车企通过诉讼威胁压制财务质疑时，可能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鸿蒙智行起诉自媒体时，涉及的指控就包括“鸿蒙智行技术造假”。这类技术真实性争议直接关系到企业估值和投资决策，公众和投资者有权获得全面信息而非车企过滤后的“好消息”。车企以“商业诋毁”为由压制财务质疑的做法，与美国“吹哨人”保护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健康的市场需要而非排斥对企业财务的严格监督。

消费者维权渠道被堵塞是诉讼滥用的另一恶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然而，当消费者通过自媒体分享真实用车体验面临诉讼风险时，这一法律原则就被架空了。车评人杨开然警告：“自媒体面对车企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弱势的，车企如果对于外界言论过于严苛，很容易导致闭塞视听。企业对于产品存在的缺陷问题得不到反馈，用户将得不到正确真实的评测”。这种反馈机制的失灵，最终损害的是全体消费者的权益。

股市投资者被蒙蔽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自媒体内容的一个重要受众是股市投资者，他们通过车评、用户反馈等非财务信息判断企业真实价值。当车企系统性压制负面评价，营造失真的产品形象时，投资者可能基于不完整信息做出错误决策。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车企高管本身也是大股东，通过诉讼净化舆论环境可能涉嫌操纵市场。比亚迪在起诉自媒体的同时，其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在微博高调宣布“向广大网友及社会各界，征集黑公关有效线索和证据，并对有效线索及证据提供者奖励20万-500万人民币”。这种将“舆论管控”与“市场信心维护”绑定的做法，模糊了正当维权与信息操控的边界。

行业共谋沉默的趋势日益明显。2023年3月，14家车企联合发起“关于抵制汽车行业网络水军的联合倡议”，表面看是行业自律，实则是建立“互不揭短”的攻守同盟。当所有主流车企都加入这场“诉讼竞赛”，消费者将面临一个可怕的信息黑洞——没有任何自媒体敢直言任何品牌的问题，所有车评都变成不痛不痒的“恰饭”内容。这种系统性信息失真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也会反噬车企——当消费者发现真实产品与宣传严重不符，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信任危机。

面对产品与服务问题，车企的正确做法不是举起法律大棒，而是建立透明、开放的沟通文化。特斯拉在“上海车展事件”后通过司法鉴定证明涉事车辆“制动系统现时技术状况正常有效无故障”，这种基于第三方证据的回应比单纯法律威胁更有说服力。方程豹在油耗争议中公布车辆行驶数据的做法也值得肯定。车企需要明白，在信息时代，问题无法被永远掩盖，但真诚的态度和迅速的改进可以赢得公众谅解。诉讼或许能暂时封住几个自媒体的嘴，但绝改变不了产品的真实质量。当车企将本应用于改进产品的资源投入到压制批评的法律战争中，最终输掉的将是消费者的信任和市场的未来。

谁在真正受害？——诉讼狂欢中的消费者与投资者权益危机

车企与自媒体的法律大战表面上是商业名誉权纠纷，实则是一场关乎公众知情权与市场透明度的深层较量。当车企通过诉讼和高额索赔让一个个自媒体噤声甚至封号时，受损害的远不止几个博主，而是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值得反思的是，那些在法庭上支持车企维权、在管理岗位上协助封禁账号的法官和管理者，下班后同样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削弱自身权益的系统性风险？

消费者知情权被系统性剥夺是最直接的损害。在信息不对称的汽车市场，消费者本就处于弱势地位，依赖媒体评测和用户反馈做出购买决策。当车企通过诉讼清除负面评价，消费者面对的是一个被精心修饰的信息环境，无法获取全面、真实的产品信息。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消费者有权利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当自媒体提出质疑时，车企作为产品的提供者和相关信息的掌握者，有责任向消费者澄清事实，这也是车企履行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义务的一部分”。然而，当前车企的普遍做法不是澄清事实，而是通过法律手段消除质疑，实质上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当“龙哥”这样的汽修工因展示真实维修案例被起诉，当“车主程程爱国产”因实测油耗数据被威胁，普通消费者将失去这些宝贵的第三方信息源，只能在车企控制的宣传环境中盲目选择。

投资者判断失准的风险同样严峻。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是信息对称，而自媒体内容已成为投资者了解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重要渠道。车评人的长期测试报告、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供应链的间接反馈，这些非财务信息往往比经过粉饰的财报更能反映企业真实状况。当车企系统性压制负面评价，营造失真的产品形象时，投资者可能被误导做出错误决策。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车企的诉讼行动本身就带有操纵市场预期的目的。如比亚迪在起诉自媒体的同时高调宣布“向广大网友及社会各界，征集黑公关有效线索和证据，并对有效线索及证据提供者奖励20万-500万人民币”，这种将“舆论管控”与“打击黑公关”绑定的高调宣传，很容易被市场解读为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进而影响股价。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车企可能滥用诉讼工具，既净化了舆论环境，又抬升了股价，一举两得，却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司法与监管资源的错配问题不容忽视。在车企与自媒体的法律纠纷中，司法机关和网络管理部门被推到了前台，成为事实上的“内容裁判员”。法院需要判断“龙猪-集车”称比亚迪“BYD香蕉人伪中企骗补猴子山寨狗”是否构成侮辱，网信办需要裁定“牛车实验室”的53条视频是否属于恶意诋毁。这些本应聚焦于产品质量与服务的争议，被异化为对言论边界的法律技术性辩论，消耗了大量司法和行政资源。

更值得反思的是，当法官在法庭上支持车企的高额索赔主张，当管理者在工作中协助封禁“违规”账号，他们下班后作为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却要面对一个因信息被过滤而失真的市场环境，实质上是在参与削弱自身权益的系统性工程。这种角色冲突与利益矛盾，暴露出当前维权模式下深刻的制度困境。

表：车企起诉自媒体对不同群体的权益影响分析

行业监督机制失灵的长期危害更为深远。健康的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监督机制，包括媒体监督、消费者反馈、竞争对手制衡等。当前车企通过诉讼手段系统性地削弱这些监督渠道，将导致行业整体纠错能力下降。车评人杨开然警告：“自媒体面对车企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弱势的，车企如果对于外界言论过于严苛，很容易导致闭塞视听。企业对于产品存在的缺陷问题得不到反馈，用户将得不到正确真实的评测”。

当所有车企都加入这场“诉讼竞赛”，最终形成的将是一个没有真实反馈的“信息黑洞”——没有问题被暴露，没有缺陷被批评，表面上“一团和气”，实则问题不断积累，直至爆发系统性危机。历史经验表明，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最终会走向集体非理性，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房地产市场、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股市都是前车之鉴。

法律武器的不对等使用凸显了系统性不公。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车企与自媒体之间的诉讼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一起名誉权诉讼从起诉到判决通常需要6-12个月，车企可以轻松承担数十万元的律师费、公证费等成本，而自媒体个体往往无力应对这种持久战。更不公平的是，即使自媒体最终胜诉，如“车主程程爱国产”面对长城汽车诉讼一案，其维权成本也已无法收回。这种“起诉容易维权难”的不对称格局，使得法律本应保障的公平竞争环境被扭曲为大企业的“舆论管制工具”。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曹中勋律师指出：“自媒体当然有权利对车企可能存在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或产品质量问题等进行质疑和批评。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监督机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这种监督权正被车企的高压诉讼策略一点点侵蚀。

面对这一权益危机，构建平衡的企业舆论监督生态已刻不容缓。首先，司法机关应严格区分“恶意诋毁”与“合理批评”，为企业的容忍义务划定明确边界，避免诉讼工具被滥用。长城汽车败诉一案中法院明确指出“企业应承担必要的容忍义务”，这一判例精神应得到推广。其次，网络平台应建立更加中立、透明的内容审核机制，避免迫于车企压力过度删除合理批评。再次，行业组织应推动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质量争议提供专业、高效的仲裁渠道，避免所有分歧都上升为法律诉讼。最后，消费者组织和投资者保护机构应更加积极地介入这类纠纷，代表分散的消费者和投资者发声，平衡车企与自媒体之间的力量悬殊。

在这场车企与自媒体的法律大战中，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基本事实：正当的产品批评不是企业的敌人，而是帮助其发现问题和改进的动力。车企、自媒体、消费者、投资者、司法和管理部门，本质上都是市场生态的参与者，利益最终是相连而非对立的。当车企将精力从压制批评转向改进产品，当法律资源从惩罚异见转向保障多元声音，当管理者既在岗位履职又作为消费者守护自身权益时，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既保护合法商誉又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健康市场环境。毕竟，在信息时代，真实与透明才是最好的品牌护城河，而非诉讼威胁构筑的信息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