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的巨变主要由三大力量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地缘冲突以及技术创新。全球经济已从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模式，进入了全新阶段。全球经济正在从一个需求驱动的时代过渡到供给驱动的时代，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再平衡。随着供应链碎片化，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政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重新构建。同时，低收入国家正遭受严重气候变化冲击，需要外部帮助才能重新走上增长和发展道路。”斯宾塞说，如果非洲经济能够实现繁荣和增长，其所蕴含的资源和潜力，有望扭转全球经济现状。

李海涛强调，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科技创新的力量尤其不可忽视。但同时，斯宾塞也提醒说，技术发挥效力需要时间，强大的科技突破不会一夜之间产生效果。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经济转型，因此必须有耐心。”斯宾塞说，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有潜力带来生产力激增，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模式。例如，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服务，如电子商务、金融、教育和医疗，从而推动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增长，这在传统世界中难以实现。

在全球化的未来走向问题上，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轻度全球化”。他认为，尽管全球化不会完全消失，但其速度和形式将发生变化。由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多元化，各个国家将更加重视本土供应链建设。

李海涛对此深有同感，并补充说，企业开始重新布局，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一趋势在未来将变得更加显著。

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李海涛提到，中国企业家可利用中国在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经验，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其本土经济。

他还指出，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或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未来，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这些地区可能为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斯宾塞认为，中国企业不仅在全球市场中表现出色，还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在绿色能源和电动车电池制造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将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美关系是当前全球经济讨论中的热点。斯宾塞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方面，美中两国的合作对全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