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科技新闻，怎么就又开始质疑“无人驾驶”的远程协助问题了。这难道本来不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事情很简单，Waymo 承认其自动驾驶车辆在遇到困难时，会向远在菲律宾的远程团队请求协助。然后呢，很多人就炸了，说什么“自动驾驶神话破裂”、“美国汽车被海外远程操控”。

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无人驾驶”汽车在路上被一个非常规的路障（比如一棵倒下的树）卡住了，它停在路中间，怎么办？如果这辆车因为别人的原因发生事故了，怎么办？

难道要派一个运维人员花半小时跑去现场处理吗？还是让一个远程人员花10秒钟解决问题。

那些对“远程协助”大惊小怪的人，真的考虑过现实省中的交通环境吗？

核心问题：Waymo的远程，到底在干什么？

要理解这件事，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核心的技术概念区别：远程协助（Remote Assistance）和远程驾驶（Remote Driving）是两码事。

Waymo 的首席安全官 Mauricio Peña 在听证会上反复强调，远程人员提供的是“指导”，他们“不远程驾驶车辆”，车上的智能驾驶系统始终负责“动态驾驶任务”。

这话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简单说，Waymo 的这套机制，官方称为“车队响应”，更像是一个“打电话求助朋友”的模式。当车辆的AI系统遇到一个它自己知识库里没有，或者置信度很低的场景时，它会主动“举手求助”。比如，一个临时施工队用非常不规范的方式摆放了几个雪糕筒，AI无法判断封锁的是哪条车道。

这时候，车辆会把摄像头、激光雷达等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打包，传给远程中心。

远程操作员看到的不是方向盘和油门，而是一个经过处理的、带有各种标注的上帝视角界面。操作员可以根据现场情况，给出下一步的建议。

最关键的一步在这里：车辆的AI系统会再次对这个人类的建议进行安全验证。它会判断这条建议路径是否会与其它车辆、行人或障碍物发生碰撞。如果AI认为人类的建议不安全，它有权拒绝执行，并继续保持安全停车状态。

按照Waymo的说法，远程操作员并不控制方向盘。

不只是Waymo，在同一场听证会上，特斯拉的汽车工程副总裁也承认：“（特斯拉的）系统有多层安全保护，与Waymo类似，我们的驾驶控制——启动、停止、转向——都位于核心嵌入式中央层，无法从车辆外部访问”。

所以，汽车移动的控制权始终在车载AI手里。人类只是一个外置的、按需调用的“认知插件”，帮助AI理解它没见过的、非结构化的模糊场景。这和一个人坐在几千公里外，通过屏幕和手柄实时操控方向盘、油门和刹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为什么不搞“远程驾驶”？

物理学定律就不允许。从菲律宾到美国的网络信号往返延迟至少在200毫秒以上。一辆以时速50公里行驶的汽车，在200毫秒内已经前进了将近3米。在这种延迟下，任何试图进行精细操作的远程驾驶风险都极高。这就像你顶着延迟200ms去玩射击游戏，结果可想而知。

所以，Waymo 选择的“远程协助”模式，是在承认AI局限性和物理定律约束下，最合理的工程选择。它把人类从需要快速反应的“操作”环节剥离，只让人类参与需要经验和常识的“认知”环节。

为什么是菲律宾？

美国民众的第二个关切点是：为什么是菲律宾？为什么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这涉及安全和就业问题。

这个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商业和全球化问题。

答案很简单：成本和效率。菲律宾是全球最大的业务流程外包中心之一，拥有大量受过良好教育、英语流利的劳动力，而人力成本远低于美国。

对于需要7x24小时轮班的运营中心来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决策。

至于所谓的“安全问题”，比如有人担心的“海外人员影响美国车辆”，这同样是建立在“远程驾驶”这个错误认知上的。

如前所述，远程人员没有直接控制车辆的能力。他们能造成的最大破坏，不是让车去撞墙（车载AI会阻止），而是提供错误的建议导致车辆继续“卡”在原地。

这确实存在新的网络安全攻击风险，但和“直接夺取车辆控制权”完全不同。

这套风险管理体系，和任何一家处理敏感数据的跨国公司并无本质区别。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菲律宾外包可以攻击美国交通”的高度，多少有些危言耸听了。

神话的终结，现实的开始

这次事件真正“破裂”的，不是自动驾驶技术本身，而是过去几年里被资本和媒体吹捧起来的、不切实际的“完全AI乌托邦”神话。

这个神话让公众误以为，L4/L5自动驾驶是一个纯粹由代码构成的、完美无瑕的智慧体，它不需要任何人类的辅助就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现实是，任何复杂的AI系统在真实世界落地，都必然是一个“人机混合”的系统。AI负责处理99.9%的常规问题，因为它不知疲倦、反应迅速、严格遵守规则。而剩下0.1%的、AI无法理解的极端长尾场景，则需要人类的常识和经验来“兜底”。

承认这一点，并不丢人。这恰恰是技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航空业到核电站，所有高风险、高可靠性的自动化系统，都保留了“人在回路”的设计。这是一种对复杂世界和不确定性的敬畏，也是对公共安全的最终责任。

中国“无人驾驶”的运营模式

在国内，百度的“萝卜快跑”也早已实现了大规模的无人化运营。他们的模式同样离不开远程支持，但路径和监管环境与Waymo截然不同。

中国对自动驾驶的监管，从一开始就带有更强的顶层设计和数据主权意识。交通运输部的法规明确要求，在使用远程安全员时，人车比不得低于1:3。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数据安全法》等法规严格限制汽车数据（尤其是包含地理信息、道路影像的数据）出境。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自动驾驶公司不可能采用Waymo的“离岸外包”模式。他们的远程运营中心必须设在国内，接受国内法律的监管。我们在数据安全和监管可控性上，无疑走在了前面。

美国更倾向于让企业先行探索，通过事后审计和诉讼来划定边界，强调企业的自我证明。而中国则更倾向于预设严格的合规红线，强调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

Waymo 这次在美国参议院遇到的麻烦，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它的全球化成本优化策略，撞上了日益抬头的美国数据主权和技术民族主义思潮。

结论

总而言之，Waymo 的“菲律宾外包门”事件，对于整个自动驾驶行业来说，是一次祛魅。它把一个业内早已是共识、但部分公众却不甚了解的“人机协同”现实，摆上了台面。

这不是技术神话的破灭，而是一场迟来的用户教育。

一个真正安全的系统，不是一个宣称自己从不出错的系统，而是一个承认自己可能出错，并为此设计了层层冗余和兜底机制的系统。

从这个角度看，Waymo 的远程协助团队，无论他们身在美国还是菲律宾，在现阶段都是这套安全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放心，而不是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