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10月18日之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原资深首席专家、总师办副主任黄永和演讲的《关于我国汽车产业全产业链出海的思考》引起业界反思。10月29日下午，在无锡举行的2025汽车技术领袖论坛举行汽车产业技术领袖闭门峰会上，以“跨界融合：驱动汽车产业技术跃迁与供应链协同发展”为议题，德高望重的黄永和先生主持这一闭门会，并做了精彩发言（详见《黄永和：关键环节的缺失，会使整个产业陷入被动》）。近期，黄总又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十五五”跨国汽车企业在华发展战略与政策座谈会发言，引发共鸣。

以下是黄永和专家的本次发言实录（下）：

最近和很多跨国公司和零部件企业打交道，我经常使用两个词，叫“研发腐败”和“采购腐败”，这个“腐败”必须得加两个双引号，刚才陈林司长说“自2018起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制度性开放的时代”，引用陈司“制动性开放”这个词，叫“制度型腐败”，所以我用这个词的时候，大家不要往偏处想，它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这么多年跨国公司在人才、高管，包括在研发、采购过程当中，研发的体制、采购的制度，形成了僵硬的或者是僵化的制度，所以，可以把它定义为“制度腐败”。

我主要的观点也就是在人才、研发和采购方面，都要实现全面的国产化替代，如果不全面实现国产化替代，在中国就很难支撑下去。

（一）人才本地化，特别是高管的本地化

比如说中高层的领导在跨国公司，包括合资企业里边，很多都是以老外为主，这是2020年疫情期间中汽政研会上，某一个企业的领导讲的例子，在新能源特别是三化推动的趋势下，很多车企（主要是指合资企业）的总工程师专业背景是什么？基本上是学机械的，机械不是万金油嘛，或者是学车辆工程的，和搞软件的人难以融合，他说了算，最终出现什么？车卖出去之后总出问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比如造车新势力，你可以看一看，他们是采用的什么方法？最起码搞软件的它是双签制，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在体制机制上，要为本地化的人才，特别是技术类的高管，提供相应的机会。

（二）研发团队的本地化

在和企业交流过程中发现，欧洲的企业在搞热管理系统的设计，方案是由欧洲企业设计的，由中方或者是在中国这边的团队给他找供应商，供应商找得都是国内顶级的，在整个热管理系统里面，都是排名前三的，但是最终产品一做试验，结果发现漏油。实际上，本地供应商提醒过，设计是有问题的。欧洲团队没有多车型匹配的经验，最终的结论就是漏油。而国内的研发团队也看出问题，提醒但是没用，他还是相信欧洲团队。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验证也都是到欧洲去做的，不在中国做，付出多大的成本呀。

（三）要加快智能新能源汽车的国产化率，尽可能地采购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供应商的产品

在新能源方面，中国的产业链是非常强大的，特斯拉在刚刚国产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得做国产化，不做国产化问题就大了。我提醒过他们，海关总署的448号文（是指海关总署、国家经济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部1987年06月01日发布实施的《关于国家限制进口机电产品进口零件、部件构成整机主要特征的确定原则和审批、征税的试行规定》，署税字[1987]448号，目前这个政策依然有效）现在还有效。问题只要有人举报，特斯拉国产化率如果不提高的话，全部都是CKD、SKD，或者很多达不到要求的话，海关就可以依据这个文件去查。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多说几句，很多人都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补贴，都让整车厂拿走了。就因为补贴的事，甚至有30几个院士给国家领导人写信，不能再给补贴了，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认识，我们几千亿的补贴，补贴的是什么？是把电池产业整个供应链、产业链补贴起来。因为量起来之后，也带动了其他电动化零部件的发展，包括我们所说的智能化的发展，所以优势必须要用。

现在很多的新能源供应链企业，在全球排名还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单独拿新能源或者智能化来算的话，所以优势一定要有，很多领导都意识到了，但是怎么去用，就涉及到一个“采购腐败”的问题，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广州本田門脇轟二先生在离华之前，他和我交流时说：“我最大的遗憾，当时是想把在中国供应链所占的比重，能够达到10%以上。”国产化率是做了，大部分都是日资企业在当地做的，而纯中资的或者叫纯自主供应商的比例没有达成，他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2024年1月份和2025年4月份，我两次去日本专门讲了一下中国的智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现状提到 “根据中汽政研的数据，2024年中国电驱系统，包括电机和控制器的，前十的集中度达到了78%，六合一以上电机搭载量达到170万套，而十合一及以上电驱总成装机量突破21万套，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7%”。很多日本的老学究认为这个事不可思议。

我去连续讲了4次，实际上都是参加日本的民间团体“自动车问题研究会”的例会，这个研究会有50多年的历史了，都是一帮老学究，不是搞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就是搞贸易经济学研究的。他们就问，这个事中国人怎么干得这么快呢？我当时给他解释了，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的市场足够大。

第二：我们的电机系统或者是电驱系统大部分都是主机厂自研的，自制率是非常高的，我们的主机厂基本上都采取了这个策略。

第三：这是中国的特点，研发出来，特别是这些自主品牌研发出来很快就可以用，只要试验做完了，很快就可以应用到市场上。

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日本的一家非常著名的跨国公司研发了三合一电机，但是要在2027年才能够量产。今年7月份，我到这家企业了解，日方的社长说出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他说：“我们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三合一电机这个利益链和配套链如何处置。”因为他们之间都有相应的供应关系，比如说他下边的供应商怎么办？像中国现在六合一、七合一，十二合一电机，你把它开发出来，谁给谁配套？谁说了算？这个事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最后日方的企业总经理给我说得非常清楚。如果是六合一、十合一电机出来的话，整个配套关系又更加复杂了，我们就更难最终的量产，利益分配没有说清楚，也就是说采购这一块没有说清楚。

所以我说，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在2010年的时候，国家发改委当时的陈建国副司长推动丰田在国内的零部件上车，最终，很多都没有进入他的体系，原因是什么？还是制度性腐败，试验做了，成本比它自己的产品要便宜很多，最后就是不能配套，原因很清楚，制度造成的，后面在疫情期间我就去看了这家企业，丰田开始用他的产品了。

所以大家都在想，都在琢磨这个事。能不能把一些非常僵化的制度进行改革，真正提高本土化率，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