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来我们这个小木工厂的那天,我正在车间里刨一块老榆木。
阳光从高高的天窗斜着打下来,空气里浮着一层细密的金粉,全是木屑,闻着有股子太阳晒过的干香。
我叫林振东,这辈子跟木头打了交道。从十六岁学徒,到后来办厂,成立“振东集团”,我以为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一个手工作坊,做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可我没想到,我亲手交给外甥女苏晴的这家公司,三年后,会以这样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方式,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我看着那些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在苏晴的引导下,小心翼翼地走过堆满木料的过道,他们的皮鞋踩在刨花上,发出沙沙的轻响。
那一刻,我手里的刨子停了,心里头五味杂陈。
这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三年前,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里捏着一张不太乐观的体检报告,第一次感觉自己老了,力不从心了。
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早早嫁去了国外,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我这偌大的家业,交给谁?
我那帮跟着我打江山的老兄弟,年纪也都不小了,让他们冲锋陷阵,是难为他们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人选——我那刚从国外读完书回来的外甥女,苏晴。
苏晴是我亲姐姐留下的唯一血脉。姐姐走得早,姐夫没两年也跟着去了,这孩子几乎是我和我老婆一手拉扯大的。她聪明,有主见,就是性子太静,心思太重,让人看不透。
我把她叫到病床前,拉着她的手,那孩子的手总是凉凉的。
“晴晴,舅舅这身体,怕是顶不住了。”我喘了口气,指了指窗外,“振东集团,舅舅一辈子的心血,以后就交给你了。”
苏晴没说话,只是看着我,那双眼睛像两潭深水,清亮,却望不到底。
“舅舅知道,你学的那些东西,跟做家具不搭边。”我拍拍她的手背,“但你聪明,肯学就行。守住这份家业,别让跟着我吃饭的几百号老师傅没了着落,就算对得起舅舅了。”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要拒绝。
最后,她轻轻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好。”
就这一个字,我把董事长的位置,连带着我手里百分之六十的股份,一股脑儿全转给了她。
我当时想得简单,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总不会亏待了自己人。我退下来,回老车间做点自己喜欢的木工活,养养身体,看着她把“振东”的牌子擦得更亮,这辈子,也就值了。
可我千算万算,没算到这孩子心里装的,根本是另一个世界。
第一章 变故
苏晴接手公司的第一个月,风平浪静。
她每天按时上班,开会,看报表,见客户,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我那些老伙计还私下里跟我夸,说大小姐虽然话不多,但做事有章法,看问题一针见血,比他们这些老家伙强。
我听了心里舒坦,觉得自己没看错人。每天在我的专属老车间里,摆弄着那些宝贝木料,听着机器的轰鸣,日子过得比当董事长还惬意。
变化,是从第二个月开始的。
那天,公司的人力总监老张找到我,一脸的为难。
“林董,”他现在还习惯这么叫我,“大小姐……不,苏总,她让我去一趟市残联。”
“去残联干什么?”我正用砂纸打磨一个榫卯结构,头也没抬。
“苏总说,要招一批残疾人进厂,做一些……嗯,辅助性的工作。”老张的措辞很小心。
我的手顿住了,抬起头,皱起了眉:“招残疾人?”
“是,苏总说,他们也需要工作的机会,我们是大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我心里“咯噔”一下。
“胡闹!”我把手里的木件往桌上一放,“工厂是干活的地方,不是福利院!咱们做的是精细活,万一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效率跟不上怎么办?老张,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这道理你不懂?”
老张一脸苦相:“我跟苏总提了,可她……她说这是董事会的决议。”
我愣住了。董事会?现在的董事会,她苏晴一个人占了大头,那不就是她一个人的决议吗?
这事儿最后还是按苏晴的意思办了。厂里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年轻人。苏晴专门让人改造了无障碍通道,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来给他们做岗前培训,教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打磨、包装工作。
为了这事,厂里的闲话一下子就多了起来。老师傅们心疼那些好木料,生怕被新手给糟蹋了;年轻的工人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他们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钱,还得照顾这些“累赘”?
我心里也不痛快,找苏晴谈了一次。
就在我办公室,我以前的办公室。她坐在我的老板椅上,显得有些单薄。
“晴晴,舅舅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但公司是公司,慈善是慈善,这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你这么做,成本上去了,效率下来了,人心也散了,得不偿失。”
她静静地听我说完,给我续了杯茶。
“舅舅,你觉得我们公司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她忽然问我。
“当然是我们的手艺。”我脱口而出,“我们这批老师傅,随便一个出去,都是镇得住场面的人物。我们的红木家具,用的是最好的料,最传统的榫卯工艺,这是我们的根。”
“没错。”苏晴点点头,“是手艺。但您想过没有,这些手艺,再过十年、二十年,还剩多少?老师傅们总有干不动的一天,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沉下心来学这个?”
我沉默了。这确实是我一直担心的事。
“我招他们进来,不仅仅是做慈善。”苏晴看着我,目光很诚恳,“我查过了,他们中很多人,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心很静,手很稳,非常适合做一些精细的、重复性的手工活。我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复杂的工艺分解开,让他们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这既是给他们一个饭碗,也是在为我们的手艺,储备一批特殊的后备军。”
她顿了顿,声音放得更轻了:“舅舅,你以前总说,木头是有生命的,要用心去对待。我觉得,人也是一样。”
我看着她,一肚子的话,忽然就说不出来了。
这孩子的嘴,我从来都说不过她。她说的那些话,听起来似乎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我叹了口气,摆摆手:“行吧,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你记住,公司几百号人指着你吃饭,别把事情搞砸了。”
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我没想到,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第二章 裂痕
招收残疾员工的风波刚平息,苏晴又搞出了新名堂。
她停掉了公司两个利润最高的产品线。一个是给房地产商批量生产的欧式雕花木门,一个是给酒店定制的快销款仿红木家具。
这两个项目,占了公司年收入的将近四成。
消息传出来,整个公司都炸了锅。几个副总直接冲进了我的老车间,一个个急得满头大汗。
“林董,您快管管吧!苏总这是要把公司往绝路上逼啊!”销售总监王胖子嗓门最大。
“是啊林董,那两个项目,合同都签到后年了,现在单方面停掉,违约金就得赔一大笔!”
我心里也着了火。我把苏晴叫到车间,当着几个老伙计的面,我没给她留情面。
“苏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声音都在抖,“你知道停掉这两个项目意味着什么吗?公司的流水要断,工人的工资怎么办?银行的贷款怎么办?”
苏晴还是那副不急不躁的样子,她看着我,也看着我身后的那些老伙计。
“舅舅,各位叔叔伯伯,你们先别急。”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做那些木门,做那些快销家具,你们开心吗?”
一帮大老爷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
“王叔,”苏晴看向销售总监,“你每次陪客户喝酒,签下那种单子,回来真的有成就感吗?还是觉得,我们‘振东’的手艺,就值这点钱,只能去做这些流水线上没有灵魂的东西?”
王胖子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脸有点红。
“李师傅,”她又看向车间主任,“您带着徒弟们,日夜赶工,用最好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连榫卯都不用,全是钉子和胶水。您看着那些木头,不心疼吗?”
车间主任低下头,搓着一双满是老茧的手。
“我们‘振东’的牌子,是靠真材实料、匠心手艺打出来的。”苏晴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可这几年,我们为了赚钱,做了多少妥协?我们做的东西越来越快,钱越赚越多,可我们离一个‘匠人’的本心,是不是也越来越远了?”
“我们丢掉的,是利润最高的业务,但也是最消耗我们品牌价值的业务。从今天起,振东集团所有产品,必须是全榫卯结构,必须是环保水性漆,必须是能让师傅们昂着头、签上自己名字的作品。钱,我们可以少赚一点,但‘振东’这两个字,不能砸在我们自己手里。”
一番话,说得整个车间鸦雀无声。
我看着她,心里又气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她说的这些话,何尝不是我年轻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只是后来,公司越做越大,人情世故,市场压力,逼着我做了太多妥协。我以为那是成熟,是顾全大局。
可现在,这些话从一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嘴里说出来,像一面镜子,照得我脸上发烫。
那天,几个副总被她说服了。但我心里的那道坎,过不去。
我把她单独留了下来。
“晴晴,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呢?你砍掉这么多收入,公司的窟窿怎么补?”
“我会想办法。”她回答得很干脆,“我已经联系了国外的一些设计师,准备开发一些新的中式家具,走高端定制路线。另外,我还注册了一个基金会。”
“基金会?”我更听不懂了。
“对。”苏晴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一个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木工手艺的非营利性基金会。以后,公司每年会把净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注入这个基金会,用来资助那些还在坚持传统手艺的民间匠人,或者开办培训班,免费教年轻人学木工。”
我看着那份文件,脑子嗡嗡作响。
把公司的利润,拿去做……公益?
“你疯了?”我一把夺过文件,“这是公司的钱!是股东的钱!是几百号员工的血汗钱!不是你拿来满足你那点圣母心的!”
这是我第一次对她发这么大的火。
苏晴的眼圈红了,但她没哭,只是倔强地看着我。
“舅舅,这家公司是你给我的。从法律上说,我是最大的股东,我有权决定利润的用途。”
“你……”我气得指着她,手都在发抖,“你这是要败光我的家业啊!”
“我不是在败家。”她一字一句地说,“我是在给‘振东’积德,给我们的手艺留根。”
“好,好,好!”我连说三个好字,气得直笑,“你翅膀硬了,舅舅管不了你了。从今天起,公司的事,我一个字都不会再问。是死是活,你好自为之!”
我摔门而去。
从那天起,我和她之间,像隔了一堵无形的墙。
我不再去公司,她也很少来老宅看我。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把我创立的“振东集团”,一步步地,改造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模样。
第三章 沉默的坚守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苏晴的冷战也在继续。
我把自己关在老车间里,像是回到了年轻时候,一门心思地跟木头较劲。刨花卷起又落下,锯子在木头上唱歌,凿子敲击的声音,成了我唯一的慰藉。
我告诉自己,眼不见为净。公司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那是我亲手放弃的,怨不得别人。
可心里那份牵挂,哪是说断就能断的。
公司的老人儿,还都念着我的好,时不时会来车间看看我,名为送点茶叶、聊聊家常,实则是有意无意地,跟我透露一些公司里的情况。
我知道,苏晴的日子,并不好过。
砍掉了利润大头,又搞什么基金会,公司的账面上,很快就见了底。有那么几个月,连工资都差点发不出来。
她卖掉了自己名下的一套房子,又把她父母留下的老宅也抵押给了银行,才勉强周转过来。
外面风言风语,说我林振东老糊涂了,把家业交给一个黄毛丫头败。说苏晴是国外回来的“白左”,不知天高地厚,早晚要把振东集团给折腾垮。
连我老婆都劝我:“老林,你就服个软吧。晴晴那孩子,吃软不吃硬。你过去帮她一把,她还能不听你的?总不能真看着你一辈子的心血打水漂吧?”
我嘴上犟:“我管不了!她自己选的路,跪着也得走完!”
心里却像被猫抓一样。好几次,我都走到车间门口了,想去公司看看,可脚一抬起来,又放下了。
我拉不下这个脸。
我更怕看到的,是公司里人心惶惶、一片狼藉的景象。那比拿刀子扎我还难受。
真正让我心里开始动摇的,是一个人的到来。
他叫刘根,是我二十年前收的徒弟。手艺不错,人也老实。可惜,五年前在工地上出了意外,一条腿废了,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那天下午,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我的车间。
人瘦了一大圈,也苍老了许多,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憨厚。
“师傅。”他叫了我一声,眼圈就红了。
我心里一酸,赶紧扶他坐下:“你这腿……怎么来了?”
“来看看您。”他从一个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东西,放在桌上。
那是一个小小的木雕,雕的是一个老木匠,戴着老花镜,正在专注地打磨一件家具。那神态,那动作,活脱脱就是我的样子。
雕工不算顶尖,但每一刀,都透着一股子认真和尊敬。
“这是……”
“我雕的。”刘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现在,在苏总办的那个‘匠心工坊’里上班。”
我心里一动。
“苏总把我找了回去。”刘根继续说,“不止我一个,还有好几个以前因为工伤、生病离开厂子的老师兄弟,都被她请回去了。她说,我们的手虽然没以前利索了,但脑子里的手艺还在。她让我们不用干重活,就做一些小件,或者给那些新来的年轻人当老师,把经验传下去。”
“工资开得不低,还给我们都上了五险一金。她说,‘振东’不能忘了任何一个为它流过汗的人。”
刘根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工坊,里面有很多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缺了胳膊,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我许久未见的笑容。
那是一种被人需要、被人尊重的,踏实而满足的笑。
“师傅,您知道吗?我们做的这些小东西,苏总请了设计师,包装得特别漂亮,放到网上去卖。很多外国人都喜欢,说这叫‘有温度的设计’。我们现在是工坊里最受欢迎的老师傅了。”
“苏总她……不容易。”刘根叹了口气,“前阵子资金最困难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车都卖了,天天挤公交上下班。有人劝她放弃,她说,她答应了舅舅,要守住这份家业,要让老师傅们有饭吃。她说,‘有饭吃’,不光是嘴里有饭,更是心里有饭,有尊严,有念想。”
我看着那个小小的木雕,看着手机里那些笑脸,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我一直以为,她在胡闹,在败家。
我却不知道,她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在践行着我当年对她的嘱托——“别让跟着我吃饭的几百号老师傅没了着落”。
她不仅让他们有饭吃,还给了他们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一份尊严,一份希望。
那天,刘根走了很久,我还在车间里坐着。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把整个车间染成了温暖的金色。我手边那块刨了一半的老榆木,在光线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木纹像一条条蜿蜒的河流,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我忽然觉得,自己这大半辈子,好像都活在一块木头的纹理里,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迹生长,却忘了,木头除了能做成气派的家具,也能雕刻成温暖人心的摆件。
是时候,去看看那丫头打造的“新世界”了。
第四章 柳暗花明
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偷偷去了苏晴现在的公司。
为了不让人认出来,我特意戴了顶旧帽子,压低了帽檐。
公司已经搬了家,从原来气派的工业园,搬到了市郊一个由旧仓库改造的创意园区。没有了“振东集团”那块闪亮的招牌,取而代ăpadă的是一块原木牌匾,上面是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善木坊”。
名字都改了。我心里说不出是失落还是什么。
我像个做贼的,在园区里转悠。隔着巨大的落地玻璃,我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那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
一边是机器轰鸣的生产区,但规划得井井有条,通风和采光都极好。另一边,则是一个像图书馆一样安静的空间,很多人坐在那里画图纸、做模型,还有几个外国面孔,在跟一个老师傅比划着交流。
我看到了刘根,他正坐在一张工作台前,耐心地教一个坐着轮椅的姑娘如何使用雕刻刀。姑娘学得很认真,阳光洒在她的侧脸上,神情专注而美丽。
我还看到了一个展厅,里面陈列着各种各样我从未见过的木工作品。有设计感极强的现代家具,也有充满童趣的木头玩具,还有一些利用边角料做成的精美工艺品。
每一件作品旁边,都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不仅有设计师的名字,还有制作工匠的名字和照片。
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我以前的老员工。照片上的他们,笑得朴实而自信。
在一个角落,我看到了一面“感恩墙”,上面贴满了各种信件和照片。
有来自偏远山区小学的感谢信,谢谢“善木坊”捐赠的木制课桌椅;有来自国外环保组织的邮件,赞扬他们坚持使用可持续认证的木材;还有很多顾客发来的照片,他们的家里摆放着“善木坊”的家具,照片里的人笑得那么开心。
我站在那面墙前,像个迷路的孩子,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个世界,嘈杂又安静,忙碌又祥和。它没有我熟悉的商业气息,却处处流淌着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温暖的东西。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看我站了很久,微笑着问:“大爷,您也喜欢木工吗?要不要进去体验一下?我们有免费的体验课。”
我慌忙摆手,转身快步离开了。
我怕再待下去,眼泪会掉下来。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我一辈子追求的,是把企业做大做强,是利润,是市场份额,是行业的地位。我以为,这就是成功,这就是一个男人该有的事业。
可苏晴,她所做的这一切,又算什么呢?
她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利润,去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价值”;她把一个商业帝国,变成了一个……像家一样的工坊。
她错了吗?
如果她错了,为什么那些员工的脸上,会有那样发自内心的笑容?
如果她错了,为什么她的作品,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和尊重?
那……是我错了吗?
是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我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早,我老婆递给我一份报纸。
是本地的一份财经报。头版的一个小角落里,有一条不起眼的新闻:
“本市企业‘善木坊’,以其在传统工艺保护及残疾人就业领域的创新模式,入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年度社会责任案例……”
我拿着报纸,手有些抖。
联合国?
这三个字,离我的世界太遥远了。遥远得像天上的星星。
我做了一辈子家具,最远也就卖到过东南亚。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厂子,有一天能跟“联合国”这三个字扯上关系。
老婆在一旁说:“晴晴这孩子,怕是真要做出名堂来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那份报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
心里那堵坚冰,正在一点点地融化,裂开缝隙。
第五章 理解之桥
真正让我放下所有芥蒂的,是苏晴的主动上门。
那天是个周末,我正在院子里侍弄我那些花草。她提着一篮水果,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身后。
“舅舅。”
她叫了我一声。
我身子一僵,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
我们俩就这么沉默着,一个站着,一个蹲着。空气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对不起。”
她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
我转过身,看到她的眼圈红红的,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兔子。这几年,她瘦了很多,下巴都变尖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语气还是硬邦邦的。
“我不该那么自作主张,不该不跟您商量,就把公司改成现在这样。”她说,“我知道,‘振东集团’是您一辈子的心血,就像您的另一个孩子。我把它变成了我不想要的样子,您一定很失望,很生气。”
“现在知道我生气了?”我哼了一声,但心里的火气,其实已经消了大半。
“我只是……”她咬了咬嘴唇,像是在组织语言,“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东西,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一种……不只为了赚钱的可能。”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闪着光,“舅舅,您教会了我手艺人的根本,是‘惜物’和‘爱人’。我们爱护每一块木头,所以要用最好的工艺去对待它,这是‘惜物’。我们也要爱护每一个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给他们尊严和体面的生活,这是‘爱人’。”
“我做的,只是把您教给我的这两点,放大了而已。我把对木头的珍惜,变成了对整个传统手艺的守护。我把对员工的爱护,变成了对更多弱势群体的关怀。”
“我把公司改名‘善木坊’,‘善’,是善待木头,也是善待人心。这不就是‘振东’这个名字的根吗?振兴东方传统工艺,让匠人精神发扬光大。我们的路不一样,但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啊,舅舅。”
我呆呆地看着她。
阳光下,她的脸庞显得那么真诚,那么坚定。
我一直以为,她是在否定我,是在推翻我建立的一切。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她不是在推翻,而是在我打下的地基上,用她自己的方式,建造了一座更高、更广阔的楼。
我一辈子都在低头看手里的木头,而她,却在抬头看天上的星星。
“傻孩子。”我叹了口气,声音沙哑了,“你做了这么多,吃了这么多苦,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像个孩子一样,扑进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就像她小时候受了委屈跑来找我一样。
“好了,好了,不哭了。”我安慰她,“舅舅没怪你。舅舅……是为你骄傲。”
是的,骄傲。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固执、怨气、不解,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发自内心的骄傲。
我林振东的外甥女,有出息了。
她做的事,比我这辈子赚再多钱,都更有意义。
那一天,我和苏晴聊了很久。从下午,一直聊到华灯初上。
我第一次,真正听懂了她口中的那些名词:社会企业、可持续发展、文化传承、人文关怀……
这些听起来很“虚”的词,被她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变得有血有肉,触手可及。
我这才知道,她不仅在国内帮助残疾工匠,还通过国际组织,把我们的榫卯技术,带到了非洲的一些贫困地区,帮助当地人学习一技之长,用当地的木材制作家具,改善生活。
她还和很多大学的设计系合作,把“善木坊”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让年轻的设计理念,和古老的木工手艺,碰撞出新的火花。
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联合国的人,是怎么回事?”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了。
“是一个国际公益组织的推荐。”苏晴擦了擦眼泪,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们一直在关注我们,觉得我们的模式,为‘如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所以就……推荐上去了。”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和不安:“舅舅,下个星期,他们要来实地考察。到时候,您……能陪我一起吗?”
我看着她,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我说,“那是我们的厂子。我必须在。”
第六章 新的荣光
联合国代表团要来的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在“善木坊”里传开了。
整个工坊都洋溢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
老师傅们把车间打扫得一尘不染,连角落里的木屑都清扫干净了。年轻的设计师们,则忙着把最好的作品布置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
刘根他们那些特殊的工匠,更是把自己平时穿的最好的衣服都翻了出来,一遍遍地熨烫平整。
苏晴忙得脚不沾地,但脸上始终带着自信的微笑。
她没有搞什么形式主义的欢迎仪式,没有拉横幅,也没有摆鲜花。她说,我们最好的欢迎,就是把我们最真实、最日常的一面,展现给客人看。
考察那天,我特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工作服,胸口上还别着一块小小的“振东”铭牌。那是我当厂长时戴的,一直没舍得扔。
苏晴看到我,眼睛一亮,走过来挽住我的胳膊。
“舅舅,您今天真精神。”
我笑了笑:“给咱们‘善木坊’站台,总不能丢了面子。”
我们俩,像一对即将上战场的父女,并肩站在工坊的门口。
当那几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缓缓驶入园区时,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砰砰直跳。
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一位头发花白、气质儒雅的外国老人。苏晴在我耳边轻声说,他就是联合国秘书长。
我活了大半辈子,只在电视里见过这种级别的人物。
可当他微笑着朝我们走来,主动伸出手时,我发现他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遥不可及。他的手掌温暖而有力,眼神里充满了善意和好奇。
苏晴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介绍我:“这是我的舅舅,林振东先生。他是这家工坊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优秀的木匠之一。”
秘书长先生通过翻译,对我说:“林先生,您培养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继承人。”
我听懂了“了不起”这个词,心里一阵暖流涌过。我看着身边的苏晴,骄傲地笑了。
接下来的参观,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
没有冗长的报告,没有刻意的安排。
苏晴就像一个导游,带着客人们在工坊里随意地走动。
她带他们去看老师傅们如何用一把凿子,开出严丝合缝的榫卯;
她带他们去看那些残疾工匠,如何用他们的巧手,把一块块废弃的木料,变成精美的艺术品;
她带他们去看年轻的设计师,如何在电脑上,把传统元素和现代审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秘书长先生看得非常认真,他不时地停下来,通过翻译,向工匠们提问。
他问刘根,雕刻的时候在想什么。
刘根憨厚地笑着说:“没想啥,就想着,这块木头到我手里,不能委屈了它。”
一句朴实无华的大白话,引得在场的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还对一个坐在轮椅上,正在给木马玩具上色的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女孩有点紧张,苏晴鼓励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女孩小声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来到这里,苏总和师傅们教我手艺,我做的第一个木马卖出去了,拿到工资那天,我给我妈买了一条围巾。我妈哭了,她说,我终于成了一个有用的人。”
秘书长先生静静地听完,俯下身,轻轻地对那个女孩说:“你不是一个‘有用的人’,你是一个‘创造美的人’。你的工作,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
女孩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那一刻,我看到,在场的很多员工,眼眶都湿润了。
我终于明白,苏晴所做的一切,其核心到底是什么。
她不是在做生意,也不是在做慈善。
她是在“赋能”。
她用“手艺”这根线,把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那些被时代遗忘的传统,那些看似冰冷的设计,重新串联起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尊严。
这是一种比金钱更强大,比权力更持久的力量。
第七章 木头与人心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我的老车间。
这里的一切,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的模样。墙上挂着各种已经磨得发亮的工具,空气里弥漫着松木和时光混合的味道。
我正站在一张工作台前,用一块柔软的棉布,擦拭一件刚刚完工的作品。
那是一把小小的摇椅,是我用一整块金丝楠木,花了三个月时间,为苏晴未来的孩子做的。
秘书长先生走进来,目光立刻被那把摇椅吸引了。
他走上前,伸出手,想要触摸,又有些犹豫,似乎怕碰坏了这件完美的艺术品。
“您可以摸摸看。”我通过翻译,微笑着对他说。
他的指尖,轻轻地滑过摇椅光滑的扶手,感受着那温润如玉的质感,和行云流水般的线条。
“太美了。”他由衷地赞叹,“这不仅仅是一件家具,这是一首诗。”
“在我们中国,木头是有生命的。”我看着那把摇椅,缓缓地说道,“每一道纹理,都是它的年轮,是它经历过的风雨。一个好的木匠,不是在征服木头,而是在和它对话,倾听它的故事,然后用自己的手,帮助它完成最后一次生命的绽放。”
“这把椅子,我没有用一颗钉子,没有用一滴胶水。它所有的连接,都靠的是中国的传统智慧——榫卯。一凹一凸,一阴一阳,互相借力,紧密相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的社会,需要彼此支撑,才能稳固长久。”
我说得很慢,很平静。
我说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是我这辈子和木头打交道,悟出来的一点点心得。
秘书长先生听完,沉默了良久。
他转过身,郑重地看着我和苏晴。
“今天,我在这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一个感人的慈善项目。”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智慧,如何在一个年轻的领导者身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你们所做的,是为这个充满冲突和不平等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充满希望和温暖的解决方案。”
“你们证明了,商业可以是有温度的,发展可以是不牺牲任何一个人的,传统和现代是可以完美共生的。这种精神,正是我们联合国所倡导和寻找的。谢谢你们,给了我今天最大的惊喜和感动。”
他说完,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整个车间,一片寂静。
我看到苏晴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我走过去,把她揽在怀里,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
我这辈子,值了。
第八章 最好的归宿
联合国秘书长走了,但“善木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国内外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很多人慕名而来,不只是为了买一件家具,更是为了感受这里独特的文化和氛围。
“善木坊”彻底火了。
苏晴比以前更忙了,但她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
她扩大了工坊的规模,帮助了更多有需要的人。她还真的把那个非营利基金会运作了起来,在好几个偏远的山村,建立了木工技艺传习所,让留守的孩子们,有了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
我呢,则彻底成了一个甩手掌柜。
我每天还是待在我的老车间里,做我喜欢的木工活。但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我做东西,总想着这件能卖多少钱,那个能不能成为爆款。
现在,我做东西,只想着,如何才能不辜负手里的这块木头。
有时候,苏晴会跑来我的车间,像小时候一样,腻在我身边,看我干活。
“舅舅,最近又有什么大作啊?”
“瞎捣鼓。”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我会把我新做的小玩意儿拿给她看,一个可以变形的鲁班锁,一个会唱歌的八音盒,或者一个造型古朴的笔筒。
她总会像个孩子一样,发出惊喜的赞叹。
“舅舅,您才是我们‘善木坊’真正的灵魂设计师。”
我知道,这是她哄我开心。但我爱听。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爷俩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喝茶。
看着工坊里人来人往,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忽然问她:“晴晴,说实话,你刚接手公司那会儿,把公司折腾成那样,你怕过吗?”
苏晴放下茶杯,想了想,很认真地回答我:
“怕。怎么会不怕呢?”
“怕资金断裂,公司倒闭;怕辜负您的托付,让您失望;更怕……那些好不容易看到希望的工友们,再次失去依靠。”
“但每次害怕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您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什么话?”我有些好奇。
“您说,做木匠,最怕心不静。心里一慌,手里的凿子就容易偏。越是难做的活儿,越要沉住气,一刀一刀来,总能做成。”
她看着我,笑了,眼睛弯得像月牙儿。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把经营公司,也当成做一件木工活。认准了这块‘料’是对的,就沉下心,慢慢打磨,总有一天,它会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百感交集。
我教了她一辈子如何跟木头打交道,她却用这些道理,悟出了如何跟人、跟这个世界打交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的温热,从喉咙一直暖到心里。
阳光透过葡萄叶的缝隙,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就像岁月,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的痕迹。
远处,车间里又传来了熟悉的机器轰鸣和工具敲击声,那是我听了一辈子的,世界上最动听的交响乐。
我忽然在想,一块木头,到底怎样才算有了最好的归宿?
是成为故宫龙椅上的一块雕花,被万人敬仰?还是成为寻常百姓家一张用了几十年的饭桌,承载着一家人的欢声笑语?
或许,没有标准答案。
就像我的人生,和我外甥女的人生。我们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但最终,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温暖了一点点。
这就够了。
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归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