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汽车维基
当特斯拉股价在7月8日单日暴跌7%、市值蒸发5000亿人民币时,埃隆·马斯克正沉浸于他的新角色——美国党创始人。这位曾宣称“公关即舆论操纵”的科技狂人,用一场豪赌政治的狂欢,将特斯拉拖入创始以来最危险的悖论:他亲手验证了“无公关”策略的终极代价。
三天前,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宣布成立新政党“美国党”,向特朗普发起宣战;三小时后,特朗普回击称其“荒谬失控”,并暗示审查SpaceX的220亿美元政府合同。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投下反对票:长期多头韦德布什证券警告,马斯克的政治野心“令投资者疲惫不堪”,而特斯拉此时正面临二季度交付量同比下滑13.5%、品牌认可度骤降至32%的残酷现实。
这恰是马斯克“公关无用论”的讽刺注脚。2020年他解散全球公关团队,宣称“专注产品才是王道”;在中国,这套哲学因“决不妥协”的傲慢回应酿成信任危机;如今在美国,当创始人从“产品代言人”变身“政治革命家”,特斯拉骤然暴露在无公关屏障的险境——没有团队化解政商关系危机,没有机制缓冲领袖决策冲击,只剩股东眼睁睁看着个人野心碾过企业利益。
更深的裂痕在于信仰崩塌。马斯克曾断言:“负面报道不影响销量,何必在乎?” 但当“刹车失灵”维权变成“政党失灵”抛售,当“饭圈化运营”的忠实信徒被政治立场撕裂,当Robotaxi试运营故障视频在社交平台病毒传播却无专业危机响应——特斯拉的“免公关护城河”,正在创始人自毁式行动中彻底溃堤。
“公关无用论”的奉行者,国外有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中国则有理想汽车的李想,都曾表现出对传统公关价值的轻视或独特理解。这种态度源于他们对产品力与个人影响力的高度自信,但两家公司在中国市场复杂的舆论环境中,都因此遭遇了严峻挑战。
特斯拉:
产品至上主义的公关真空及其反噬
马斯克视公关为“操纵舆论”的无用环节,于2020年解散全球公关团队,坚信产品力驱动口碑,而非媒体关系。他依赖个人社交媒体(如推特,现X)直接发声,形成“CEO即公关”模式。
在中国,马斯克的个人影响力受限,舆论生态复杂。2021年上海车展“刹车门”事件成为转折点。缺乏专业公关团队导致危机应对失当:时任副总裁陶琳“决不妥协”等强硬表态激化矛盾,被央媒批评为“傲慢”;后续“奶茶公关”等补救措施被质疑自导自演,严重损害公信力。这暴露了“无公关”策略在敏感市场的脆弱性——缺乏危机响应机制,使技术争议迅速升级为品牌信任崩塌。
长期代价就是形象恶化与品牌风险:马斯克个人争议(政治立场、社交言论)导致其媒体负面报道率畸高(2025年数据达96%),远超特朗普(92%)。特斯拉股价同期显著下跌(40%),证明创始人个人形象与企业品牌深度绑定后,舆论反噬会直接冲击商业价值。
理想汽车:
创始人主导的自媒体公关及其失控
从成功到失控的“微博之王”:李想以“微博之王”著称,擅长通过社交媒体(如微博)造势(如L9上市时72小时订单破3万)。其逻辑是:创始人IP+精准流量运营可替代传统公关,实现低成本高转化。
然而,2024年MEGA上市时此策略彻底失效:前期过度营销拉高预期,实车因外观设计被恶搞为“灵车”,负面梗图病毒式传播;李想初期归咎于“黑公关”并指责“犯罪团伙”,反而引发公众更大反感。
产品力缺陷是核心,公关无法掩盖战略失误。MEGA失败的主因并非单纯的舆论攻击,而是自身战略失误:定价失误(55.98万元起售价脱离品牌当时溢价能力,对比宝马X5);定位偏差(押注极小的50万元以上纯电MPV市场,2023年仅占市场0.72%,且未解决用户核心续航焦虑);设计割裂(未来感外观与L9同质化内饰不匹配,劝退潜在用户)。
李想最终发布内部信承认“纯电我也卖不动”,实为产品战略失误后的事后补救,公关手段无法掩盖根本问题。
共同逻辑与深层矛盾
两家公司的做法反映了相似的底层逻辑及其矛盾——创始人对个人影响力的过度自信、对“产品万能论”的盲目信仰和系统性公关缺失的沉重代价。
马斯克与李想均试图以“CEO即媒介”取代专业公关职能。然而,个人言论的不可控性放大了风险(马斯克的政治争议、李想的“黑公关”指控)。创始人IP是一把双刃剑,成功时能强化品牌,失控时则加速危机。
两家公司都认为极致的产品力可以自然消弭负面舆论。这忽略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消费者心理复杂(尤其50万元以上购车决策高度受品牌身份认同驱动,非单纯产品力,如BBA的商务标签);舆论场高度情绪化(消费者维权易获同情,企业强硬回应易被解读为“店大欺客”)。
在危机响应方面,特斯拉因无专业团队导致回应严重失当;理想则因创始人情绪化指控进一步激化矛盾。
在长期策略方面,特斯拉因创始人负面形象深度关联导致股价承压;理想则因MEGA营销反噬严重损害其品牌高端化信任基础。
在本土化短板方面,特斯拉显著忽视了中国独特的媒体环境与政商关系维护需求;理想则未能有效布局关键商务场景(如政府采购)。
结语:
公关“无用论”的本质是误判
特斯拉与理想对公关价值的轻视,本质上是将“公关”狭隘地理解为“舆论操控”或认为可被创始人IP完全替代。这忽略了现代公关的核心价值:
建立系统性危机管理机制,防止技术或服务问题升级为无法挽回的品牌信任危机;构建和维护多维关系网络,包括政府、媒体、投资者、核心用户群体等;塑造和传递品牌叙事,在产品功能之外,构建情感共鸣与长期价值认同。
特斯拉的案例证明,无公关团队不等于无公关需求,尤其是在中国等高敏感度、高风险市场,专业公关是风险防控的必需品。理想的案例则表明,创始人营销无法替代专业公关,当产品本身存在战略缺陷或定位失误时,再高明的流量运营也无法掩盖根本问题,反而可能加速反噬。
当前特斯拉面临的股价压力与理想MEGA的折戟沉沙,都以高昂的代价印证了同一个事实:忽视系统性公关建设的成本,远超过维持一个专业公关部门所需的投入。真正的“产品至上”主义,需要专业的公关能力来构建安全边界,确保技术争议能在专业理性的框架内讨论解决,而非陷入失控的舆论审判泥潭。在中国市场,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