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自己的履职经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旗用了两个词来概括——“国之大者”和“民之所盼”。

一方面是在专业领域与界别委员和业内同行交流、调研，梳理阻碍行业发展的问题，形成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则是要倾听民意，通过细致调研来为群众发声。

交流、调研、修改、再调研、不断打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朱旗撰写了多份提案，从出版行业和艺术品交易的痛点，到为心智障碍人群兜底等，都是这样一份份磨出来的。

“只有调研得更充分，才能更准确地捕捉到痛点，进而推动相关部门更高效地解决问题。”朱旗说，作为政协委员，必须诚恳、真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职，才能真正为群众作些贡献。

今年上海两会，朱旗在进行大会发言

辞书编纂，要培养好“接力”选手

今年两会，朱旗注意到辞书编纂后继乏人这个问题。“有人问我，现在都AI了，你怎么还关心这个？”朱旗回答对方，AI要通过算法重构语料，那语料从哪里来？辞书就是大语言模型最重要最可靠的知识来源，关系着内容输出的质量。

作为人类文明积淀的重要实践，辞书为每个时代的求知者提供了“标准答案”。从东汉时期许慎编《说文解字》，到当代的《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编纂辞书的历史。如今，辞书却陷入了编纂困难的窘境。

“2015年《辞海》第七版启动编纂时，分科主编有近150位，60岁以下的仅38人。辞书的编纂是最严谨的学术传承，钱学森、李四光等也都曾参加《辞海》1979年版的编纂工作。但现在年轻在职的学者参与热情并不高，这是为什么？”朱旗了解到，很多科研工作者深知辞书编纂的重要意义，但因为这是集体项目，在院校的考核和职称评定中不能算作个人学术成果，所以严重影响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各版《辞海》

今年初，《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面世。厚厚两大册，字数由240万字增加至400余万字，对季羡林版《敦煌学大辞典》进行了全面修订和系统增补，这是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学术时刻。“学术进步就像一场接力赛，后者总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朱旗说，作者队伍建设是关系到辞书编纂事业发展的大事。

所以，在经过调研后，他准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希望相关部门可以成立联合工作组，对各家出版社正在推进或筹备中的辞书编纂项目开展调研，并进行综合评估。对于重点辞书出版项目，制定科学方法，量化集体项目中的个人贡献，并在职称评定、工作考核中予以认定，从而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加入这项事业。

文化市场，循环畅通才能繁荣向好

作为资深出版人，朱旗先后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单位工作。多年的从业经历，给了他不断提出真问题的内部视角。

图书价格立法，是他呼吁了多年的问题。根据最新统计，2024年线上渠道图书销售占据我国市场总份额的86%。平台为争取流量不断压低书价，出版社为了生存只能抬高书价，书籍就陷入了“定价高，打折狠”的怪圈。

“一本实际价值50元的书，先被提价到100元，再打折，以50元的价格卖出。”朱旗说，这种做法让读者对书价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很多读者早已不习惯原价购买书籍，很多新书刚上架就要打折，“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谁也没有得到实惠，损害的是图书行业的公信力。”

为此，他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就建议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扭转这一乱象。相关建议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平台现在越来越强势，不仅要求出版社对图书打折出售，还会干预出版内容，这有可能影响内容行业的价值导向。”朱旗说，他在很多场合都不断呼吁，图书是特殊商品，出版需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呼吁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税

125岁的朵云轩是沪上艺术品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对于制约艺术品行业发展的瓶颈，朱旗也有直观的感受。

他提到，自1840年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其中，海外民间收藏的数量是馆藏的10倍。“拍卖和私洽是推动海外文物回流的主要方式，但是文物入境的综合税负过高，成了阻碍文物回流的主要障碍之一。”朱旗举例，有藏家在海外买到两册《永乐大典》，花了将近7000万元，但入关要交近千万关税，所以这两本书至今还在保税状态。

20世纪60年代，朵云轩画廊交易现场

2024年朵云轩青艺展暨青拍会现场

“其实，这就相当于文物还是没有回国，市场依然在海外。所以我在两会上提了建议，应该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税。”朱旗认为，流散文物回流，是我国的失散物回归，并不是进口外国商品。上海现在在打造全球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就必须重视流通活跃度。

在他看来，文物的回归，除了关系到民族情感之外，还能有效促进国内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凡是回到国土的文物，就不能再出关了。所以回流文物以后都只能在国内交易，每交易一次就会产生新的税源，何乐不为呢？”

深入基层，细致调研，寻求解题之道，是朱旗的工作习惯，也被他视为委员的责任，“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记者手记】

在文化领域深耕了二十多年，朱旗对文字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感。采访中他提到，现在很多论文、报告还有新闻稿件中，都带着“AI味”，从语句风格里，他一眼就能看出用的是哪款产品。

科技飞速发展，保持高度关注的同时，他更在意的是那些更底层、更基石性的存在。比如辞书的编纂，书籍的内容，还有文物的价值等等。当算法可以迅速生成百万字的“著作”，辞书编纂团队仍在为一个词条的释义召开三天论证会；当数字藏品在链上数度流转，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还在用自制鹅毛管一点一滴填补壁画的裂隙。

或许，技术迭代迅猛的同时，也需要这样的“慢功夫”来守护文明的坐标。如朱旗所说，专业积累和甄别能力，以及实打实的调研、面对面的交流，都是最无法被替代的“人的温度”。